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場深刻變革

　　2010年3月23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分別與中國經濟出版社、北京時代華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以“”為主題的座談會。來自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清華大學等單位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及30多家新聞媒體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參加了會議。

　　1.發展方式轉變正處在十字路口

　　●不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務保障等問題，會積累很多矛盾，影響我國實現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以GDP總量為目標的增長主義難以為繼。專家指出，過去30年以GDP總量為目標的增長模式，受內外環境變化的約束，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一是以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弊端開始全面凸顯出來；二是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受外部市場變化的約束難以為繼。有專家指出，30年來我國投資率長期居高不下，保持在35%-40%左右，特別是2004年以來每年投資率都超過42%，遠高于世界上多數國家在同等發展階段的投資率。這種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快速地擴大了經濟總量，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但到今天，我國已由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也有了階段性特征，突出表現在區域差距、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強，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等。專家強調，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們看到長期實行的“大進大出”出口導向模式面臨嚴峻挑戰，我國的經濟增長不能長期主要建立在外需基礎上。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基本目標是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發展。有專家指出，過去發展的主要目標是追求經濟總量，今天面對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經濟社會突出矛盾，需要把發展目標從追求經濟總量轉到公平和可持續發展上來。專家談到，居民收入占GDP總量，2000年為55%左右，現在下降到42%左右。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和公共就業服務這四項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在28%左右徘徊。不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務保障等問題，會積累很多矛盾，影響我國實現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第二次轉型進程決定未來，刻不容緩。過去的發展方式，大量地消耗資源、能源，資源環境已不能支撐這種模式，必須從追求數量擴張到注重質量效益。專家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推進第二次轉型。第二次轉型的實質是由追求經濟總量轉到追求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受內外環境變化的約束，我國已經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十字路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發展方式不轉變，會引發比較嚴重的經濟危險和社會風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把短期和中長期結合起來考慮。今明兩年對于未來5年有決定性影響，而“十二五”發展方式轉變對后10年、20年、30年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2.發展方式轉變面臨許多現實困難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難啟動。比如壟斷行業改革、能源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物業稅改革等。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追求經濟短期高速增長的矛盾。專家指出，目前相當多的地方政府把追求GDP的短期快速增長作為主要任務，上了一大批“兩高一資”項目，放棄這些項目就會影響GDP增速，影響財政收入。在仍然把追求GDP的增速放在第一位的想法和做法下，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多是做點表面文章，實踐上還是走老路，難以看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際行動。調整經濟結構同經濟增長也是有矛盾的，要真正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不能繼續把保增長放在首位，就不能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速。2009年反危機的實踐表明，把保增長放在首位導致的是不少地方又一輪的粗放擴張，投資消費結構進一步惡化，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也難以扭轉。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難啟動。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步伐。這幾年我國推進了一些改革并有所成效，比如醫療體制改革，成品油價格形成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但是沒有或者很少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臺，特別是缺少對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重大意義的改革。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專注于發展，2003-2007年，連續五年兩位數經濟增長，使政府部門忙于處理增長問題。比如煤電油運緊張，節能減排任務繁重。二是從短期政績看不改革日子照樣風光，改革還會得罪既得利益群體，反而要冒風險。比如壟斷行業改革、能源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物業稅改革等，就被一直拖下來。因此，改革缺少動力。

　　政策調整阻力重重。專家談到，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2008年年底我國開始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我國經濟目前已經穩步回升，去年GDP增速達到8.7%。這種情況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需要做適當調整，以免經濟再次過熱。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繼續實施，否則會出現大量的爛尾工程，但是投資結構仍然有調整的余地。例如，中央投資項目經過調整比較合理，民生工程比較多。但在整個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中只占很小的比重。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5萬億元，增長30.1%。其中中央項目投資不到兩萬億元，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投資結構也應該做調整，盡管這個調整對于各級地方政府來說是很難的。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涉及重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專家指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都涉及全面、重大的利益關系調整，決定了這是一場硬仗。一是從初次分配來看，需要調整資本與勞動基本利益關系的格局。過去30年，在投資主導的基本格局下，財富主要向資本集中，向企業集中，勞動者的工資相對較低，比如，勞動力報酬占GDP比重10年左右下降了14個百分點。二是從再分配來看，涉及調整社會、老百姓和政府的關系。總體來看，這些年社會(居民)的收入不斷下降，政府的收入不斷上升。三是重點在于打破壟斷和特殊利益集團。現在壟斷行業依靠行政壟斷掌握著資源，行業的平均收入水平尤其是高管收入水平相當高。因此，第二次轉型實質是基本利益關系格局的調整，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

　　3.明確發展方式轉變的約束性目標

　　●從十五年的實踐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困難重重。究其原因，是還沒有建立起與新的發展方式相適應的新體制。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艱苦的歷史階段。有專家提出，我國“九五”規劃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十五年的實踐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困難重重。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應該是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轉折點，但長期以來進展遲緩。有的地方，有的時段，不僅僅沒進展，還向相反的方向演變。究其原因，是還沒有建立起與新的發展方式相適應的新體制。因此，發展方式轉變是相當艱苦的歷史階段，要有充分認識。

　　明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約束性目標“十二五”規劃要制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約束性目標，以剛性要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性進展。

　　第一，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現在我國發展應主要建立在內需基礎上，但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當有限。2009年，我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2.3%，消費僅為52.5%，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國家一般是60%。如果“十二五”能夠在形成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最終消費率從現在的49%提高到55%以上，就會奠定消費主導的基本格局，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有專家提出，我國已進入公共消費階段。美國、日本、歐洲一些國家，經濟發展到人均GDP4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時候，進入到擴大公共消費階段，公共消費占整個消費的20%。我國按現價美元匯率來算，也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需要盡快提高公共消費比重。

　　第二，從工業主導走向城市化主導。專家提出，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率應當在55%-60%，但是去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只有46%，滯后10個百分點左右。提高居民消費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載體是城市，沒有城市化

　　的較快發展，很難有消費率的明顯提高。此外，結構調整和城市化也直接相關，沒有城市化難以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因此，轉變發展方式，擴大就業，要靠城市化推動。如果“十二五”城市化率從46%爭取達到51%-52%，我國就將初步奠定城市化發展的基本格局，服務業的比重5年后就可能提升到45%到46%。

　　第三，從城鄉二元走向城鄉一體化。我國的城市化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城鄉一體化的歷史性突破“十二五”要切實解決農民工問題，實現城鄉一元結構的歷史性突破。重點是解決好第二代農民工問題，防止出現第三代農民工。在這個過程中把城鄉收入差距從2008年的3.31：1控制到3：1以內。

　　第四，奠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格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涉及城鄉公平發展問題，也是可持續性增長的基礎性條件，既可以影響與引導消費傾向，又可以為可持續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條件。未來5年，以加強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解決民生問題，要有約束指標。例如公共服務投資增長速度不得低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

　　第五，走向自主創新，發展低碳經濟。整體來看，我國技術創新程度還很低。在未來幾年能不能在“創新驅動”上有所突破，對于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重大課題。我國現在是人力資源大國，但還不是人力資源強國。要提高技術進步貢獻率，就要由過去注重物質資本投入轉向加大人力資本投入。美國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已經達到3%左右，我國仍在0.5%-0.7%的水平上徘徊。“十二五”時期，除節能減排有重要約束以外，重要的是形成資源環境價格的形成機制、碳交易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