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警惕“外包式生活”

　　“從生孩子、孩子起名、到生日會、戀愛、婚禮、老人照顧、葬禮，只要你愿意出錢，你的生活從搖籃到墳墓的各個環節都可以請到專業人士量身定制。”據最新一期《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由于工作緊張，越來越多的都市白領選擇“外包式生活”，令相關市場空前繁榮。

　　外包增長，有積極含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進行了精彩的推理：個人制造某商品，由于要懂多種工藝，日產量不過幾個，如拆分成不同環節，讓專業人員來生產，則人均日產量將達到幾千個。一般來說，分工總是有利于社會效率的提升，分工越細，社會越繁榮，我們越富裕。

　　這，曾被認為是不易的真理。然而，它卻解釋不了清末中國社會的狀況。當時中國商品零售渠道異常發達，社會分工高度精細。比如李鴻章的仆人中，有專門伺候他吸煙的，只需一張嘴，水煙筒便準確遞入，一撅嘴，又倏忽收回，配合之精妙，令西方人驚嘆為“真正的藝術”。專業化如此登峰造極，為何我們卻沒能邁入現代化呢？

　　因為，我們購買的是低端服務。當西方的資金涌向新技術、新科技時，我們的資金沒能有效地組織起來，無法形成規模，結果都投向了農業、餐飲、服務等低效率產業中。結果越分工越貧窮，而且讓人性走向墮落，人人都不再奮發向上，視體力勞動為恥，以這樣的心態，又如何抵御鴉片大潮的侵襲呢？

　　現代性是一種社會組織方式，它用金融等手段，將人們手中的資金聚合起來，推動科學、市場的進步，最終為每個人帶來利益。然而，這就需要更嚴謹的游戲規則，如果在股市上總是有去無回，如果投機房產的收益大大高于辛勤勞動，如果創業異常艱難，如果權利與權力的界限長期模糊，那么，誰會愚蠢地去投資呢？

　　手里有了閑錢，寧可吃掉、花掉、浪費掉，人們沉浸在“外包式生活”帶來的舒適、簡單中，再也不愿意去思考、創造和奮斗了。長此以往，一個社會將活力喪盡，成為不折不扣的低智商社會。

　　別人分工，創造出職業科學家、企業家，我們分工，創造出技術嫻熟的點煙人。如此“外包式生活”，應該警惕。（蔡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