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似乎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昨日瀏覽新聞，又看到兩條相關消息：其一，北京開展公款吃喝檢查，單筆餐費超過千元需自查上報。其二，北京部分酒樓為公款吃喝“隱身”，并分次開小額發票、改變開票類型方便報銷。

　　將兩條新聞聯系起來讀，頗覺荒誕滑稽。看起來，后者很不給面子，直接給前者制造了一個難堪。

　　說起來，公款吃喝東躲西藏地向“地下”轉移這種現象，自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就開始了。主要形式包括：單位內部食堂升級、指定私密會所、舍近求遠轉向偏僻農莊，等等諸如此類。窮盡一切辦法也要公款吃喝，表明公款吃喝的生命力，并不是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已到窮途末路。

　　公款吃喝這個頑癥是否不可救藥，尚待觀察，但論及監管，不得不說是薄弱依舊。直接證據便是：中央三令五申，甚至有些禁令是剛剛下發，但公款吃喝仍是變著戲法進行。那么，其中的癥結到底在哪呢？

　　眼下這時代，大吃大喝按說在官商等群體中不該有那么大吸引力，許多官員甚至還把吃喝當成了負擔。因此我以為，公款吃喝大概是官場中不可缺少的應酬。現實中，我們的公職人員晉升、調動、評比，離不開長官意志和同僚之間的相互關照，而根據中國人習慣，聯系感情是離不開請客吃飯的。在官場應酬中，吃喝的花費不菲，自然都不情愿自掏腰包。

　　現實原因催生了官場中的請客吃飯，而財政審批的漏洞，則為公款埋單提供了方便。公款吃喝東躲西藏現象，表明中央層面的規制和媒體的監督等外部因素是管用的，問題更多還是在內部。這些內部問題體現在：沒有在財政制度上給公款吃喝釜底抽薪；地方紀檢派駐機構沒有對所在單位盡到應有審查之職，對做假賬缺乏較真精神。人們甚至有理由懷疑：執行監管之責的某些官員，有沒有參與公款吃喝？公款吃喝的違規成本究竟有多大？為何鮮見官員因相關問題而受到足夠嚴厲的處分？

　　綜上所述，杜絕公款吃喝，財政斷糧、行政問責都是必須嚴厲執行的事項，但也只能算是治標之策；而強化民意對官職的評價因素，才會在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費”的沖動。(椿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