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講責任，也講制度，還講利益，才能讓扶貧工作在領導干部的日程表中排在更靠前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因為權重加大，而在各種考核中弄虛作假。

　　“扶貧”一詞，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變得更為重要。除了中央層面三令五申地強調——2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剛剛審議通過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地方層面也正在行動起來——據報道，近日，甘肅省在精準扶貧中落實干部能上能下，24名貧困縣領導因扶貧業績而仕途迥異。

　　這24名領導中，有3個貧困縣的6名黨政主要負責人，因扶貧績效考核“一般”而被組織調整。同時，還有8名貧困縣的縣委書記因為扶貧業績突出被提拔、重用，10名縣長轉任縣委書記。雖然是以“調整”委婉表述，但有升有降、有上有下，還是一目了然的。這一舉措，讓扶貧成為與領導干部個人利益攸關的事，應能產生更大工作壓力、激發出更多工作動力。

　　應該說，中國的扶貧成績巨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主導。不過，在這樣的扶貧路徑下，也難免會出現各種與行政有關的問題。常年來刊發讀者來稿的《人民日報》“今日談”欄目，就有很多對扶貧問題的反思。比如“建盆景”“造花盆”，把扶貧變成政績工程;比如為了所謂公平而“輪流坐莊”，讓扶貧變成了分錢分物;再比如扶貧政策不到位，大量資金“打水漂”。這些具體問題都說明，在扶貧的“中國模式”下，領導的能力與態度，決定著扶貧的成效。

　　也正因此，扶貧的大方向明確、大目標確定之后，需要的是在落實中提升領導干部的扶貧績效。在這方面，我們既有正面經驗，也有負面經驗。有人認為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地方錦標賽”給予的晉升激勵。而在計劃生育、信訪等方面的“一票否決”，也曾經廣受詬病，催生不少惡政。如何在扶貧工作中用好這些杠桿，決定著能不能在未來五年，帶領7000多萬人擺脫貧困。

　　一方面，可以如甘肅所做的，加大扶貧在考核中的比重，在“能上能下”的原則下，讓領導干部的利益與扶貧的業績“綁定”。既講責任，也講制度，還講利益，才能讓扶貧工作在領導干部的日程表中排在更靠前的位置。另一方面，精準扶貧，也要“精準考核”。這需要進一步明確考核的指標體系，既包括經濟增長、脫貧人數，也包括民生內容、社會發展。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因為權重加大，而在各種考核中弄虛作假，助長了那些形式主義的歪風。

　　貧窮是社會的傷疤，減貧是政府的天職，扶貧濟困是人類的良心。說到底，讓更多人免于困頓，不僅僅是療傷、履職，更是為了良心的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