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先富起來的教授不需要“仇富”

　　今年初，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副教授尹曉光，在一次研討會上稱自己是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開50多萬元的寶馬車去上課。一時輿論嘩然，網(wǎng)友戲稱其為“寶馬教授”。事實上，在高校中，像尹曉光一樣豪車代步的教授不在少數(shù)。記者走訪了北京幾所高校的家屬區(qū)和院系辦公地，在一所985高校里，僅寶馬就有十余輛，奔馳、奧迪越野一類的豪華轎車也并不鮮見。即便在同一所高校的同一院系，教授之間的貧富差異也顯而易見。（11月3日《中國青年報》）

　　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先聽哪一個？好消息是，現(xiàn)在的大學教授已經(jīng)不是臭老九了，有些教授甚至成了小平同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號召中的領航者；壞消息是，大學老師之間的貧富差距已經(jīng)越拉越大，并且貧富差距不亞于煤老班與礦工了。于是，我們聽到了許多這樣的聲音，這是大學精神墮落的又一見證，這是大學教授越來越不負責任的根源所在……我們幾乎看到了對于富教授的“仇富”心態(tài)。

　　對待“先富起來的教授”果真需要“仇富”心理嗎？在筆者看來，富教授也好，窮教授也吧，我們對待他們的最關鍵評判標準不是他們富還是他們窮，而是他們賺的錢是否合法，有否違反了校規(guī)和相關職業(yè)倫理要求。既然《教師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教授不可以做兼職，教授不可以開公司，那么，他們兼職賺來的錢就是合法的，我們也不應該質(zhì)疑什么。另外，通過申請課題和項目賺錢，有時候是通過資歷和權(quán)力作為資本的，單單看誰拿錢多就去做出評判，好像并不妥當。

　　更要明確，教授做兼職，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市場需要。社會的發(fā)展需要各行各業(yè)知識精英的參與，不同專業(yè)的教授，也會遇到不同的“市場估價”。學金融的與學法律的，顯然會在社會中有不同的價值體現(xiàn)，至于誰賺錢多，誰賺錢少，好像更取決于個人能力。教授之間的貧富差距或許早已超過基尼系數(shù)，但我總感覺不單單是大學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而只要賺的錢清白，就不存在多少問題。

　　依法辦事，憑本事賺錢，賺多少錢都不是錯。近日，搜狐CEO張朝陽坐客某脫口秀節(jié)目時說，當年在美國借給他75000美元進行創(chuàng)業(yè)的那幾名教授，現(xiàn)在都拿到了幾千倍甚至上萬倍的回報，那么我要問的是，借給張朝陽錢的美國教授也應該算是“先富起來的教授”，他們的大學精神也淪喪了嗎？職業(yè)道德也需要被綁架嗎？

　　比教授貧富分化問題更重要的大學問題，至少還有以下兩個。其一，現(xiàn)在的大學教授，還像以前那樣關心學生嗎？他們賺錢不是錯，賺了錢，而忘了學生，忘了教書，才是錯。他們的職業(yè)是教師，本職是教書育人，這一點亙古不變。其二，現(xiàn)在的大學教授，除了喜歡賺錢之外，更喜歡做官，做了官就會有項目，就會有課題，就會有種種教育資源的傾斜，也才會“發(fā)家致富”——問題是，有多少富教授是借做官來實現(xiàn)致富的？我想，追問這兩個問題，比單純的追問教授致富更加根本。

　　大學問題與問題大學不是一個“大眾痰盂”。大學里的所有問題不是都可以罵來罵去。在唾沫飛濺、慷慨陳詞的同時，能發(fā)出多少具有理性和建設性的聲音，確實有待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