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感受西方“新聞自由”

　　在歐洲學習、生活了約20年，從事的又是記者職業(yè)，我作為西方媒體產品的普通消費者，如何看西方的“新聞自由”，是我與中外友人交流中經常遇到的一個話題。

　　西方媒體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主流媒體財力雄厚、傳播范圍廣、出現頻率高、影響力大，時政類話題是其報道的核心內容，對輿論形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非主流媒體，通常傳播范圍小，出現頻率低，報道重點是文化、體育、娛樂、社區(qū)新聞等，對輿論形成的影響力有限。他們對時政話題的報道，稿源也大多來自主流媒體。

　　一般認為，美國的CNN（美國有線電視網）、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時代》雜志、美聯社；德國的ARD（德國電視聯播一臺）、ZDF（德國電視二臺）、《世界報》、《法蘭克福匯報》、《明鏡》周刊、德新社；法國的《世界報》、法新社；英國的《泰晤士報》、BBC等等都屬于西方主流媒體。

　　一旦遇到重大事件，主流媒體就會蜂擁而上，口誅筆伐，如傾盆大雨，其聲勢與規(guī)模足以將任何不同聲音碾碎。西方大國正是借助這些主流媒體來控制和引導世界輿論。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家記得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薩達姆在制造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支持基地組織搞恐怖等。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理由”都是美國情報機構編造的謊言。但在主流媒體的報道足以令人窒息的強大攻勢下，還有誰能發(fā)出不同聲音！近來，西方媒體對敘利亞局勢“一邊倒”的報道方式，使人再次看到了其對“客觀”、“公正”等新聞報道原則的真實態(tài)度。在他們的鏡頭中，看到的是敘政府軍對居民區(qū)的炮擊以及受傷流血的平民，看不到反政府武裝的暴力，看不到政府軍的傷亡。依照這些日復一日的報道傳遞的信息，似乎只有敘利亞政府下臺，老百姓才能重獲安寧。

　　除上述媒體外，西方還有一些專門進行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以顛覆他國政權為己任的官辦媒體，經費主要靠政府撥款，如美國的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自由亞洲電臺、德國的德國之聲、英國的BBC等，其宗旨都是促進和加強“自由民主事業(yè)”。應該說，東歐劇變、中亞的“顏色革命”，他們都有功勞。這些媒體本來就是西方大國進行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的工具。言論自由、新聞職業(yè)的操守，在那些地方是站不住腳的。人們不會忘記，不久前德國之聲的一位編輯因為客觀介紹中國而被停職。

　　西方媒體的報道口徑，主要來自西方政治家的公開表態(tài)。白宮新聞秘書每天要同相關政要、智囊討論當天和即將發(fā)生的大事，并及時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將有關情況和口徑向媒體通報。我曾問過《紐約時報》的值班總編，美國是否也有總統(tǒng)不讓報道的事？他坦率地說：“當然有”。一般做法是由白宮新聞秘書給媒體老板或總編打電話，希望不要報道某些事。他們再通知值班總編，哪些報道不能見報。如果還是報道了，以后專為媒體負責人安排的“總統(tǒng)早餐會”就不會請你參加，你提出采訪總統(tǒng)的要求，也不會理你。在媒體競爭非常激烈的國家，如果一家媒體失去了政府的信息來源，無異于對它判了死刑。

　　我在德國當記者時，有一次參加總理發(fā)言人為媒體組織的“背景吹風會”。知道我是新來的，一位德國同行友好地提醒我，報道這樣的吹風會要遵守“報道紀律”，哪些能報，哪些不能報，要聽發(fā)言人的。否則，你將無緣“背景吹風會”。我當時有點兒懵，不明白他說什么。果然，發(fā)言人先宣布了“報道紀律”，吹風內容涉及三個層面：一、可以公開報道，也可直接引用；二、可以公開報道，但不能指名道姓，只能“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三、不能公開報道，也不能錄音。吹風中，當他談到“以下內容屬于三”時，在場的同行都會關掉錄音機，停下手中的筆，無一例外。吹風會結束后，我問身邊的同行，如果你將屬于“三”的內容報道了怎么辦？他說，除非他不想干了，老板會讓他走人。只有這樣，這家媒體才可能繼續(xù)得到參加吹風會的邀請。

　　政府除了通過信息資源對媒體進行管理外，廣告投放也是其管理媒體的重要手段。奧地利媒體因總理府廣告投放有親疏而引發(fā)的“口水戰(zhàn)”，已持續(xù)數月。《皇冠報》、《奧地利報》、《小報》之間甚至到了總編、發(fā)行人親自出馬，互揭老底的地步。此外，媒體協會也有自律規(guī)定。如奧地利新聞委員會通過的《出版工作原則》第2.3條就明確規(guī)定，批評報道在發(fā)表前必須有證據表明，已征求過被批評者的意見。第9.2條規(guī)定，當公共利益與媒體利益發(fā)生沖撞時，媒體利益應服從公共利益，如重大案件的偵破、保護公共安全、公共健康、避免誤導輿論等都屬于公共利益。

　　在歐洲的上述經歷不難看出，沒有意識形態(tài)傾向、沒有利益集團操縱、沒有政府管理的所謂西方“新聞自由”其實根本不存在。任何“新聞自由”都是法律框架范圍內的“自由”，都要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都要受行業(yè)行為規(guī)范約束，西方也不例外。由于各國的國情、民情、發(fā)展水平等眾多因素不同，各國法律允許的“自由度”有差異，是客觀存在，也不難理解。如果盲目認為西方政府不對新聞進行管理，就完全錯了。（方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