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職員何以能摘得諾獎桂冠？很多人只關注了中村修二的小職員身份和低學歷，卻忽視了他所在的企業的眼光和創新能力。

　　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剛一公布，就有很多媒體、特別是在網絡媒體上出現了巨量的文章和評論。介紹獲獎者的、分析獲獎原因的、做諾貝爾獎獲獎國家大排名的、對諾貝爾獎公布之前被寄予厚望的4位華人學者跟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不一而足。

　　很多年以來，特別是每年諾貝爾獎頒布前后，在許多中國人心中都有同一個疑問：什么時候諾貝爾獎能頒給大陸的中國人？

　　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

　　這個疑問，根據筆者的研究，最早大約是在1984年由一位國內的哲學家提出的。自此以后的30年，這個疑問年年會被提起，所以才會有那么多“擦肩”、“失之交臂”，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教育和科研制度質疑的各種說法。在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高的今天，沒有本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長期以來成了壓在許多國人心頭的大石頭。這就是所謂的“諾貝爾獎情結”。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人們著實欣喜了一陣后，還是感到不滿足。畢竟因為藝術的評判標準，甚至政治等因素的介入，文學獎經常引發爭論甚至為人所詬病。相形之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就要客觀許多。于是人們開始把原來的問題轉變為：什么時候諾貝爾科學獎能頒給大陸的中國人？ 當然，不僅媒體和民眾如此，政府相關部門也非常期盼中國人能夠獲得一個或更多的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不然為什么近些年國家相繼出臺了“百千萬人才工程”、“千人計劃”等政策？

　　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為何如此強烈？這是人們希望討論的首要問題。

　　當然，諾貝爾獎情結的基礎是諾貝爾獎本身。諾貝爾獎誕生以來的114年，在歡呼聲之外，始終伴隨疑問、不解、甚至質疑、抵制。這方面的信息，長久以來在國內被強大的諾貝爾獎情結所引發的海量信息所屏蔽，并不為許多人所知。諾貝爾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些國家的政府（例如瑞典）、大眾媒體、科研機構和大學、民眾的互動甚至博弈過程中產生的一個巨獎符號，這是一個對諾貝爾獎“去神話”的過程。

　　盡管我不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但諾貝爾獎的諸多獎項中，自然科學占了一半，因此討論自然科學獎和中國科學的發展當然非常重要。在“諾貝爾獎之問”中，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即李約瑟之謎（也稱李約瑟問題）。現代中國人期盼諾貝爾科學獎的一個根本原因，正是建立在李約瑟之謎的基礎上的。因為李約瑟研究發現：中國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執世界科技發展之牛耳，只是近代以后才開始落后于西方的。結合中外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李約瑟之謎本身可能是存在問題的。與其探討“為什么現代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什么出現在西方”更加準確。

　　小職員何以能摘得諾獎桂冠

　　的確，這還應討論中國的教育科研制度，即從科學的優勢積累的角度，去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自然科學研究的發展。如果歷史地將中國和美國的科技發展過程作對比，可以發現兩點：一是美國也經歷了長時間的轉型和積累才形成今天相對完善的科研制度，也收獲了眾多的諾貝爾獎；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真正一心一意發展科學的時間并不長，科學優勢的積累還遠遠不足，大量收獲的季節當然也還未到。

　　當然，這并不影響我們對現有的科研體制的批判。目前國內科研體制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通過行政化管理和市場化導向，把攀登科學高峰這樣一個在其他國家一般由小的科研群體、甚至個人完成的工作變成了人海戰術，國家出臺各項優惠政策引進人才、配給大量資金和人力，科研機構和大學、甚至地方性大學都在為發表SCI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行政的管理，導致了科研環境缺乏一個催生科學創新思維的溫床。不能為原創性基礎研究留下足夠的空間。而市場導向，或者說借鑒了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簡單化的產學研一體的導向，導致了對原創性基礎研究的投入嚴重不足，以及科學界的功利性行為。

　　這個時候，我們試想，中國人即使拿了諾獎又如何？莫言已經獲獎兩年了，中國的文壇還是老樣子。我有一些擔心，如果今年或者哪一年真有本土科學家得了諾獎，那么這個扭曲的狂熱追求SCI的趨勢，這個糅合了行政化和市場導向的科研體制現象，恐怕會愈演愈烈。

　　這里我還想和大家分享一點關于科學研究和市場關系的想法。

　　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日本科學家赤崎勇、天野浩和美籍日裔科學家中村修二，以表彰他們發明了節能高效的“藍色發光二極管”。得獎雖是眾望所歸，但是獲獎者的身份卻讓不少人驚嘆。中村修二曾經只是一個普通公司的職員，即使在1990年代作出了重大發現之后，仍然長期在地下室工作，只是到了2000年以后才被美國大學禮聘去做了教授。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也是如此，他只是一個擁有本科學歷的公司職員。

　　小職員何以能摘得諾獎桂冠？中科院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黃慶表示，這與他們在科學道路上的堅守和探索精神密不可分。我認為，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科學并不只是存在于國家重金打造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企業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產生新思想、新科技的部門。很多人只關注了中村修二的小職員身份和低學歷，卻忽視了他所在的企業的眼光和創新能力。

　　讓企業自身煥發出創新的熱情

　　我國近些年已經對國有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投入巨資，推動其科技創新。而目前中國非常急需的，是推動企業創新能力。因為只有企業的創新能力上去了，才能形成一個包括國家、大學和科研機構、企業三者互動的良性的國家創新系統。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正如有些學者說的，根本不在于把大學和科研機構跟企業捆綁在一起搞協同創新，而在于讓企業自身煥發出創新的熱情和動力，從而反過來有益于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水平的提高。目前國內的情況是，一些大的國企沒有動力去創新，一些小的民營企業無力創新，一般規模的民營企業無暇創新，因為他們要忙于應對市場的殘酷競爭和政府的種類繁多的監管。

　　只有行政化的管理，而沒有自由競爭市場的自發創新，科學領域的創新是很難真正實現的。給予科研機構和科學工作者更多的自由，讓他們專注于、甚至醉心于自己的研究，而不是為了頭銜、職稱，整天忙碌于跑項目、申請填報各種表格，才有可能出現更多的原創性成果。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放松對企業的束縛，給予他們在科技創新上的優惠和支持，才有可能出現中國版的中村修二！

　　因此，當我們在整個民族和國家的中國夢逐步實現的路途上，當更多的中國人都有了資本和能力去選擇自己個體的中國夢的時候，當更多的人，不僅僅腳踏實地，而且也能仰望星空時，不為功利所主導的學術和科學研究才會更多地出現。

　　筆者認為，這個階段的快速到來，加上教育和科研體制等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出現大量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時間就不遠了。到那個時候，我們也就不會因為偶然因素獲得一個諾貝爾獎而沾沾自喜了。我們在那時會更加關注于科學帶給我們的快樂和幸福了！或許若干年后，會出現另一個李約瑟問題：從21世紀才開始認識的新科學何以出現在中國，而不是出現在美國或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