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7年多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兩岸因素對島內各領域的影響已相當深入。按理，兩岸應就在此次臺灣“大選”中爭辯更激烈；但現況卻是，兩岸議題大大“失溫”，即使國民黨一再試圖炒熱，綠營也不接茬。究其原因，并非藍綠沒分歧，而是與島內社情民意現狀以及國、民兩黨的動向密切相關。

　　首先，近期臺灣內部問題迸發讓兩岸議題“邊緣化”

　　作為社會人首先關心的當然是自身安全與周遭環境，島內長期民調也顯示，民眾優先關心政治、經濟、社會、環保與食安等議題，只有大家認為兩岸議題很迫切，或對內部議題有相對安全感時，兩岸議題關注度才會提升。所以，2008年與2012年兩次“大選”，兩岸議題成為臺灣民眾投票的重要參照。這幾年島內問題迸發卻讓兩岸議題邊緣化。

　　一是民眾已厭煩藍綠政治惡斗。馬英九第二任期，隨著民進黨實力回升，藍綠惡斗更加嚴重，以至馬當局施政根本行不通，島內出現“民心望治”、“民心望安”的新民意。

　　二是民眾非常不滿當前經濟形勢。因轉型升級不足，缺乏新動力，臺灣經濟增速長持續下滑，李登輝執政后期為5.5%，陳水扁時期為4.8%，馬英九時期受全球經濟不景氣拖累，雖在2010年一度超過10%，但平均下來，2008年至2014年僅3.4%。

　　三是民眾對收入狀況高度不滿。經濟長期不景氣，工資福利與年金都受牽連，特別是在貧富差距方面，盡管官方數據顯示近年差距在縮小，但民眾普遍“無感”，要求“公平正義”的呼聲高漲。

　　四是食品安全事故引發新民怨。島內一向對食品安全充滿信心，近幾年卻頻亮紅燈，就連知名食品品牌也難逃厄運，這股民怨最終轉向執政當局。

　　總之，島內社情民意新變化沖淡了兩岸議題在民眾關注議題中的排位。

　　其次，民進黨策略調整讓兩岸議題負面化。

　　2008年后，民進黨在具體作法上有兩次調整。第一次是從暴力轉向“理性”，試圖提出新的論述，并與國民黨進行政策辯論，規劃“十年政綱”與2010年關于ECFA“雙英辯”是其具體行動；第二次是從“辯論臺”走向社會，這發生在2012年大選后，他們深入基層廣泛接觸社運團體與青年學生，不僅讓自己暫時逃脫兩岸政策短板，還讓使兩岸因素負面化。

　　一是歪曲兩岸共同政治基礎。蔡英文稱其2012年失利不是敗在“九二共識”，稱“九二共識”是“國共共識”，是“國共聯手炮制的‘經濟恐嚇牌’”；“一個中國架構”共識逾越“中華民國憲法”精神，模糊臺灣“主權獨立國家”地位，是一步一步終結“中華民國”；馬英九兩岸政策急切躁進，讓兩岸經貿從互補變為競爭、“臺灣主體性”逐漸弱化、“國家主權”流失。

　　二是否定兩岸經貿交流。蔡英文稱大陸對臺讓利是“用經濟力量，達成政治目的”，臺灣應是“世界的臺灣”而非“中國的臺灣”。馬當局只專注兩岸服貿、貨貿協議，卻不思索如何和主要貿易對手洽簽FTA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造成臺灣更加依賴中國市場，而和全球接軌的目的距離愈來愈遠。蔡英文還稱，臺商對大陸投資成就了“中國崛起”，“卻未能提升本土福利”，兩岸經貿交流愈密切，“輸者圈”的成員就愈多。

　　三是抹黑兩岸溝通商談。民進黨以“民主程序、公平正義、法制監督”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攻擊兩岸服貿協議、“習馬會”是“黑箱作業”，“暗室操作”。

　　民進黨四處放毒，誤導視聽，果然蒙蔽了許多民眾，導致他們對兩岸議題持謹慎態度，蔡英文也可以“維持現狀”回避解答兩岸政策主張。

　　再次，國民黨盲目跟進、狀態不斷，自失良機。

　　一方面，國民黨陷入與民進黨爭奪“愛臺灣”的迷思，對民進黨的無端指責，不敢、不能、不想堅持正確立場，有時甚至為證明自己比民進黨更能維護臺灣“主權”反而中了圈套。當民進黨攻擊其“矮化臺灣、喪失主權”時，國民黨也跟進強調維護“臺灣主權”；當民進黨攻擊兩岸交流造成特殊利益壟斷集團時，國民黨也強調兩岸交流要注意社會觀感；當民進黨要逐條審查兩岸服貿協議時，國民黨不但同意而且在程序協商時還讓民進黨鉆了空子；當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受到民進黨蔡英文攻擊后，國民黨內部包括高層也跟進批評。國民黨的這些退讓與跟進，無疑讓民進黨與蔡英文更有底氣宣揚自己的謬論。

　　另一方面，國民黨迄今仍未形成有效的戰斗力，很難引導議題。兩岸議題本是國民黨的長項，也是最受民眾肯定之處，但此次選舉卻狀況不斷。先是受“九合一”選舉大敗影響，黨內“A咖”紛紛缺席2016大選黨內初選，洪秀柱走完程序正式成為提名人后，選戰一直打得很艱難，但仍在離投票僅3個月之際被換掉。這樣，國民黨在選前3個月又得對選戰進行重新部署，朱的副手王如玄近日又狀況不斷，被民進黨追著打。因此，國民黨基本沒時間、沒精力引導政策議題，在兩岸政策上逼蔡英文亮底牌。

　　簡言之，此次臺灣“大選”兩岸議題“失溫”，原因有三：一是社情民意變化，二是民進黨策略成功，三是國民黨無力出擊。然而，兩岸因素已深入臺灣社會的方方面面，任何人任何政黨都無法回避。民進黨蔡英文目前雖可暫時閃躲，但最終還須面對。（作者：黨朝勝，系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