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系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恢復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簽署了19項協議，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大陸居民赴臺旅游，實施ECFA，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大交流格局。那么，下一步的兩岸關系應該怎么走？會怎么走？這實際上是不少人關心的問題。事實上也存在著不同的期待與看法。

　　大陸多年來倡行科學發展觀。從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看問題，首要的是準確把握事物發展的歷史方位，在過去和未來的坐標上準確定位當前所處的位置，知道從哪兒來，才能更好地知道到哪里去。發展兩岸關系，也需要從歷史的脈絡中準確把握現在所處的位置，從而明確我們的目標和任務。

　　從2008年回溯到2000年，這8年中，陳水扁搞“一邊一國”、“公投制憲”、“法理臺獨”、“烽火外交”，引起兩岸發生一系列緊張與對抗，應該說是自1987年開始交流以來兩岸關系的低谷階段。

　　從2000年再向前回溯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岸于1992年達成“九二共識”，為兩會商談和交往提供了政治基礎，舉行了“汪辜會談”。但隨后到整個90年代后半期，李登輝1995年訪美，1999年拋出“兩國論”，兩度引起兩岸關系緊張動蕩，兩會商談被迫中斷。

　　勾勒二十多年兩岸關系脈絡，我們就會發現學術上常見的那樣一條“U”型曲線。左端的最高點是“九二共識”、“汪辜會談”，其后一路下滑，經歷了1996年的臺海危機和1999年李登輝“特殊兩國論”，到陳水扁八年處于低谷，2008年5月開始向上反彈，此后不斷攀升，直到現在處于U型曲線右側的高點。回顧上述脈絡，我們可以直觀地得到幾項結論：

　　第一，2008年5月以后兩岸關系出現的轉折，最大意義是扭轉了陳水扁時期“法理臺獨”、“正名制憲”導致的兩岸緊張對抗和激烈沖突，恢復兩會制度化協商，實現了被長期耽誤的直接“三通”，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的高水平，是相對于低谷而言。

　　第二，雖然目前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水平已遠遠高于上世紀90年代初“汪辜會談”時的水平，但從兩岸政治互信方面看，則還面臨著和“汪辜會談”前后同樣的問題，即兩岸圍繞一個中國內涵的固有政治分歧，仍然存在雙方固有的深層矛盾。

　　第三，熟悉趨勢運行曲線的人們都知道，當事物上升到當初發生轉折的裂口時，都會遭遇阻力和“賣壓”，這時往往會出現一個盤整和累積動能的時期。同時，在這個節點上，如果不能及時注入新的動能，在雙方政治互信與共識方面取得有效提升，就可能影響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二十多年來兩岸關系起伏發展的歷史實踐表明，兩岸政治互信基礎與共識是決定兩岸關系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并制約著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合作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空間。近年來，兩岸固有的深刻矛盾再度凸顯出來，成為兩岸關系進一步提升的瓶頸。正因如此，大陸不斷呼吁和推動兩岸進行政治對話，通過對話，增進雙方互信，了解彼此想法，積累和形成共識，最終找到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

　　兩岸固有的政治分歧主要包括，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雙方互動往來的彼此身份、臺灣的國際空間、軍事安全互信等。對此，中共十八大提出對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協商臺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等主張。處理這些問題，都需要兩岸盡早展開政治對話，為實現兩岸政治談判創造條件。這其中，對兩岸政治關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是最終實現兩岸政治協商與談判的關鍵所在，胡錦濤“12?31講話”和十八大都突出強調這一點，展現了大陸處理兩岸政治難題的信心和善意。

　　當前，相對于兩岸關系持續穩定和平發展而言，兩岸政治互信與政治共識還嫌不足，基礎還不夠扎實牢靠，明顯滯后于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合作的水平。我們不能只經不政、只易不難，也不應消極回避兩岸政治對話和癥結性難題。去年以來，大陸提出穩步推動兩岸關系全面發展的主張，希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能夠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岸政治難題是長期存在的復雜問題，有著種種內外復雜原因，不可能期望一蹴而就，需要遵循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思路，采取務實作法，共同探尋雙方都可接受的可行辦法。

　　今年3月，國臺辦主任張志軍提出，“由兩岸民間開始對話是一條可行途徑”。不久前在上海舉行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是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一次成功的嘗試，具有開創性意義。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有利促進兩岸關系全面發展，有利兩岸同胞消除在政治關系、軍事安全、涉外事務等方面的隔閡和誤解，有利為今后開展兩岸政治商談積累經驗，營造社會氛圍，不斷創造條件。未來一段時期，應繼續積極推動此類對話，在條件成熟后逐步上升到兩岸官方的政治對話，從而為最終解決兩岸政治難題做好充分、扎實的準備。（作者：李逸舟，系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