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7月2日報道，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史曉東表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涉及到兩岸因素、臺灣島內因素、美國因素以及大陸對臺政策的創新因素。因此，比一般的雙邊談判來得復雜。曾有美國談判專家說，雙邊談判通常需要達成3項協議，一項是談判桌上雙方的協議，另外兩項是雙方內部需要達成的協議。而兩岸建立安全機制的談判需要達成的協議可能有四項、五項之多。

　　在日前舉行的“臺灣政局與兩岸關系”學術研討會上，史曉東以兩岸軍事互信的制約因素為主題進行報告。他認為，首先，兩岸軍事互信是兩岸政治互信的體現。然而，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歷史階段，大陸方面希望臺灣當局能夠給與“不獨”的承諾和信心；臺灣則希望大陸能夠給與“不統”的承諾。因此，就滿足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而言，兩岸政治互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應該說，在建立“一中”的意愿上，兩岸僅僅求同還不夠，還必須找到“存異”的路徑和方法。

　　其次，島內的政策始終是島內政治博弈的結果，在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議題上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國民黨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持贊成態度，民進黨則不然。因此，在島內兩黨主張相對甚遠的情況下，為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離不開臺灣“憲政體制”的調節。

　　從現在的政治走向來看，民意監督的趨勢和力量在增大。這固然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帶來了新的難度，但有了這種監督之后，合法性會增加。因此史曉東認為，有了監督機制本身有民意整合作用，并非意味著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高不可攀，但也啟示各方在推行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政策時，必須更注重臺灣民眾的感受。

　　第三，是美國因素。從三邊軍事安全看，若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將對中美、美國和臺灣方面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在美國重返亞太后，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系”。史曉東認為，如果這一關系建構良好，中美合作加深，共同利益不斷擴大，美國支持兩岸關系改善的愿望會加強；相反，如果這一進程渺茫，兩國沖突大于合作，那么美國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開綠燈的可能將顯著降低。

　　第四，是大陸方面的體制創新。史曉東引用蘇起的話認為，尤其是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執政后，“其國力、思想都讓北京在對臺政策上既能大開，又能大合，既能更軟，也能更硬。過去不敢給的，可能會給，不敢拿的，可能會拿。”

　　總而言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歷史條件為中國大陸對臺政策創新提供了新機遇。但中共對臺政策創新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在看到中國大陸的和平愿望、創新動力以及政策創新空間的同時，各方也應清楚認識自己的責任，把和平的愿望體現在相向而行建立互信的實際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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