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從而將2008年兩岸交流開創的和平發展局面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面對兩岸民眾交流迅猛增長的現實，受到人為阻撓而長期封閉的情感交流豁然開朗，但隨之而起的是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下有暗流，喜悅中有隱憂。隨著制度化、機制化建設的層層推進，兩岸舊的問題得到了部分解決，矛盾一度似乎降低了，但很快兩岸社會制度的障礙漸成新的鴻溝，如何將其填平成了交流要解決的難題。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2年以來的五年中，“九二共識”日益成為了兩岸交流的定海神針，兩岸的交流從經濟領域迅速向社會文化領域拓展，新路徑不斷開辟，終于兩岸關系迎來了跨入融合發展的新階段。雖然兩岸間仍有重重關山相阻隔，島內政局因為各方政治勢力的消長而發生了劇烈變化，兩岸交流因此陷入了低潮，但五年來的演變發展更加表明，兩岸間誰也離不開誰，對于大陸政府來說，推動交流，促進融合的決心更加堅定，對于兩岸民眾來說，社會文化交流的通道已經鋪就，心靈溝通的大門已經開啟，誰都無法再繼續2008年前的作為，維持正常的兩岸和平交流局面成了島內各界的共識，難以抹殺的是五年來兩岸交流取得的成果。

　　一、兩岸政治訴求發生了重大變化，“急獨”聲音成了真正的少數，大陸所堅持的“九二共識”牢牢占據了兩岸話語權的核心，大陸擁有了更多對臺施加影響的工具與能力。

　　五年來，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訴求的大環境下，對話、交流成了最強音，將對抗、沖突的欲求逼出了舞臺中心。盡管期間島內綠營人士不斷挑毛病，找缺陷，挑起社會不滿情緒，卻也不得不承認兩岸交流合作對臺灣生存發展的重要性，即使綠營在2016年5月以后取得了島內主要政治資源的全面掌控權，奪得了島內政局變化的主導權，但是其仍不敢公開在政治上喊出“臺獨”的口號，而只能在文化、教育上搞“去中國化”的小動作。相反，大陸所堅持的“九二共識”卻更加牢牢占據了兩岸話語權的核心，大陸應對臺灣政局劇變更加從容與堅定，也意味著大陸對臺施加影響的管道更加多元與有力。

　　二、兩岸領導人會面，為兩岸交流樹立了新的歷史標竿，標定了兩岸和平發展局面能創造的政治高峰，也確定了兩岸堅持“九二共識”立場的歷史意義。

　　2015年11月，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實現了歷史性的會晤，從表面上看，兩人的會晤沒有簽署任何文件，但就其實質來說，這次會面不僅是兩岸領導人從1949年來的首次會面，更成為了兩岸關系交流發展30多年來的歷史標竿。這個標桿是是通過兩岸關系八年和平發展局面所能創造的政治高峰，表明兩岸堅持“九二共識”立場所能達成的歷史飛躍，因為兩人能夠會晤就是因為當時的兩岸領導人都堅持“九二共識”的立場，維護“一個中國”原則。這次會晤得以舉行的意義還在于它表明，不堅持“九二共識”，非但兩岸領導人無法會面，兩岸關系出現暫時性的倒退也在所難免，從而為一年多來兩岸關系出現“冷和”局面打了預防針，也進一步闡釋了大陸之所以堅定維護“九二共識”的原因所在。

　　三、大陸對臺政策開始有了可以直接入島的途徑，越來越多的臺灣基層民眾對兩岸關系，對大陸政府有了更加客觀與直觀的認識。

　　大陸對臺政策的核心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在2008年以前由于缺乏交流的管道，大陸的宣傳都只能通過間接的渠道讓臺灣民眾知道，即使現在每年有數百萬人次的臺灣民眾到大陸旅游參訪，有百萬臺灣同胞已經長居大陸，但實際卻是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臺灣民眾到過大陸。臺灣輿論工具報道大陸政策時多采取負面宣傳形式，大陸對臺政策被刻意扭曲、丑化。2008年后隨著兩岸交流、開放的局面發展，大陸對臺政策有了入島、入心的途徑，大陸游臺民眾也成了大陸形象的直接代言人，更多臺灣普通民眾開始感到大陸的進步與影響力，越來越多的臺灣基層民眾直接受惠于大陸惠臺政策的效果，對兩岸關系，對大陸政府有了更加客觀與直觀的認識，大陸對臺政策的威力在島內有了初步發酵。

　　四、兩岸經濟交流開啟了雙向交流的渠道，不再是單向互動，臺商雖然還是重要的橋梁，但大陸經濟力量也已進島。

　　兩岸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經濟交流，除80年代小額貿易盛行外，占主流的是以臺商投資大陸所帶動的經貿往來，到9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以臺商投資大陸設立企業為中間者，自島內進口零部件，由大陸臺資企業組裝后再出口歐美市場，大陸對美出超，而對臺灣入超同步增加的局面，兩岸資金單向流動，臺商在兩岸交流中不僅扮演著經貿往來推動者與資金技術輸入者的角色，更是兩岸交流互動的橋梁。2010年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后，從2012年開始大陸不僅企業入島打開了局面，年投資金額突破2億美元大關，而且大陸入島采購也更加多樣，不僅電子產品，對各種農產品也陸續建立起直接采購管道。

　　五、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廣泛開展，過去中斷的連接重新接續，潛移默化的種子已經植入。

　　大陸政府直接鼓勵并主動推動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兩岸這方面交流不再僅僅是臺灣民眾與宗教文化團體單向赴大陸的尋根問祖，而是大陸社會文化團體直接入島與臺灣相關團體接觸，相互取長補短，腦力激蕩，不僅過去因為人為因素中斷的文化連接得以重新接續，更為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共同努力，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習總書記提出心靈契合的交流目標后，兩岸社會文化交流的層次不斷提高，更加注重實際效果，潛移默化的種子因此得以植入島內，兩岸文化同源共生的認同感更加深入人心。

　　六、大陸民眾赴臺旅游規模迅猛增加，成為影響島內相關民眾及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大陸民眾赴臺旅游自2008年開放后，2012年后出現了爆發性增長，高居臺灣入境游客的第一位，遠高于第二位的日本。大陸游客的高采購率使其為島內創造的觀光收入與經濟效益絲毫不遜色于任何發達地區，也使島內觀光旅游事業的從業人員及周邊產業得以從中分享大陸經濟成果。近一年多來的大陸游客急速退潮給臺灣觀光旅游事業造成的沖擊至今仍未見緩，就是一個明證。

　　七、兩岸民心開始靠近，雖然造成島內“急獨”勢力的恐慌與反彈，但也使得島內產生心向大陸的心理。

　　2012年后兩岸經濟表現對比更加強烈，大陸年均的高經濟增長率，對照臺灣歷年為“保二”、“保一”而苦苦掙扎，兩岸各自的施政履職能力和兩岸社會治理能力孰強孰弱已經昭然若揭，凡是到過大陸，與大陸民眾有過接觸的臺灣人中，早先那種欲與大陸比制度優劣的心態已不復存在，大陸對臺的吸引力大為增強，兩岸民心因此開始靠近，島內優秀人才受到大陸發展前景的吸引，越來越多的選擇到大陸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兩岸大交流、大合作提供了審視大陸對臺路線政策方針的機會，促成大陸適時提出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的戰略部署調整，不僅更加契合兩岸關系的新形勢、新要求，也是我國國際大戰略新定位的要求，由此兩岸關系找到了在新的座標系中的準確定位，為新的大發展做好了準備、預留了空間。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將兩岸關系發展前景直接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關聯，為兩岸關系發展設定了新的目標，將兩岸關系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展望未來五年，兩岸關系雖然仍會遭遇各種暗礁險灘，但光明可期，成就可計，兩岸關系大勢已定，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兩岸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終將不可阻擋。（胡石青，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