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最具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重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起點。就對臺工作而言，這次全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對臺工作大政方針戰略性調整的歷史起點。這次會議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的基礎上，作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決策，并形成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戰略構想，使解決臺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一

　　新時期黨的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的一個最為突出的標志，就是爭取“和平統一”，實現“一國兩制”。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總結建國以來對臺工作經驗討論新形勢下對臺工作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的重大決策。

　　如何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是建國以來我國領導人就一直考慮的重大問題。解決的方式無非是兩種，一是非和平方式，即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從1950年開始，一直是準備以武力解決為主，但也爭取和平解決。1956年，新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毛澤東和直接領導對臺工作的周恩來，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發，適時提出一系列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原則和政策主張。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重要講話，通篇講的都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強調，“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12月18日—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用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并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這一歷史性決策決定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作為事關中國統一大業最重要的臺灣問題，是用和平方式還是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就成為一個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要問題。

　　鄧小平后來說過，“一國兩制”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的構想，首先是從臺灣問題開始考慮的。鄧小平在恢復中央領導崗位后，即開始對黨和國家的未來進行戰略思考。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對臺灣問題的思考。當時鄧小平對對臺工作的思考發展過程可做如下簡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鄧小平說，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后，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采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1978年1月4日，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肯尼迪一行時，鄧小平說，臺灣問題何時用何種方式解決是我國內政，但在解決時我們會注意到臺灣的特殊情況。

　　10月22日鄧小平訪問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表示，國際上所有存在一分為二狀況的國家，總有一天是要解決的。就我們來說，就有臺灣問題要解決。問題不成熟，可以慢一點解決。我們將在充分尊重臺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臺灣問題。

　　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譬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1月28日，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鄧小平表示，臺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臺灣的現實來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中華民國”的名稱要取消，它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

　　從上述鄧小平關于臺灣問題的一系列政策性講話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當代中國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已經基本勾畫出我們黨關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框架：尊重臺灣的現實，考慮臺灣的特殊情況，或照顧臺灣的特殊性，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等外資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但國家必須統一，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二

　　美國對臺灣問題的產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美國在公報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表示“在此范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系”。同時，美國政府宣布與臺灣當局結束“外交關系”，終止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這表明中國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建交三個條件已被美國所接受。中美建交談判從1978年7月開始，一直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中美關系正常化，為我們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掃除了最大的外部障礙。

　　兩天后，1978年12月18日，我們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帶領全黨自始至終發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科學把握國內外形勢，抓住有利時機，從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及國際環境的發展變化中，及時指導全黨全國實現工作中心的轉移，并適時推動我們黨確立了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大政方針。三中全會揭開了我們黨對臺工作大政方針戰略性調整的序幕。

　　在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根據自己的長期思考連續就對臺工作發表了八次重要講話，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從而形成了新時期對臺工作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說，中美建交解決了臺灣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靠我們自己。鄧小平說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中美結束30年敵對狀態，還是靠中美領導人坐下來談，國共兩黨的事是中國人的事，還是要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

　　和誰談？鄧小平明確表示，要和蔣經國談，以蔣經國為對手。他說，蔣經國在臺灣同胞的心目中，是個成功的領導人，只有他才能說了算數，不跟他談，我們跟誰談？

　　談什么？鄧小平明確表示，談統一。統一有條件。國民黨提幾條，我們提幾條，談不攏大家分手，下次再來，又再拿幾條新建議，交換交換意見。

　　鄧小平針對當時黨內仍把武力作為解決臺灣問題主要手段的思想情緒表示，現在要用武力解放臺灣，如果現在馬上表態，我相信全會的所有中央委員都會百分之百全部贊成。但鄧小平表示，我們要考慮打這一仗是否得到人民的同情與支持。鄧小平指出，沒有人民的同情與支持，任何軍事上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政治上最終必歸失敗。在這種情形下，你們會支持打這場戰嗎？鄧小平又表示，是不是永遠不打，也不是永遠不打，但至少五年、七年不打。留下這時間作什么？鄧小平回答說，我們需要時間建設，建設黨、建設國家，這也是這幾天開會的中心問題、如何把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五年、七年時間不夠，不妨把時間再拉長一點也沒有關系。第二點要給臺灣和蔣經國時間，我們要重新評估國共兩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還有分歧，需要一段時間互相了解。鄧小平指示，福建前線可以馬上停止炮擊，第一線部隊可以部分退到第二線，但不打不等于不設防。

　　鄧小平說，現在我們與臺灣還談不上進行和平談判，還在創造條件階段。他強調說，促使條件成熟在我們，不在他們。主動在我們。他表示，兩岸的接觸 如果公開不行，秘密的也好。以我想，秘密的比較好。大家先磋商磋商，大的原則談妥了再公開。他還說，如果在北京、臺北談不好，可以在東京、在紐約，在新加坡也好。能談就是成功的一半。鄧小平說，創造條件，可以提出互相搞一點貿易。這是國內貿易嘛！通商以外還可以提通郵、通航、兩地人民往來等等。第一步先把關系拉近一點，先搭臨時便橋再搭統一之路。

　　鄧小平強調，要有耐心。不要說上兩句好話，看看沒有反應，或者被對方羞了兩句又翻了。能不能有耐心、能不能做足功夫，細致去做，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我們必須造成這樣的局勢，讓臺灣當局迫切的感到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走和談的路，一條是走滅亡的路，只有這樣的威脅始終圍繞在他們身旁，他們才愿意去認真想一想，否則他們連想都不會想。只有不斷給他們有戰爭的壓力，他們才會體會到這樣的負荷。有了這樣的壓力就可以迫使他們多想一想，該怎么辦？很簡單，就是大家坐下來談。

　　最后，鄧小平強調一點，就是要留一手。他說，我們為什么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呢？這就是留一手，一旦需要，我們隨時可以使用武力解放臺灣。他說，這與前面說的并沒有矛盾，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任何談判都要有實力作后盾，放棄武力解放的保證，實際上等于綁住了自己的手腳，特別是今天臺灣擁有超過福建前線兵力的情況下，有可能因為某些決策者的頑固立場使得和談無限期拖下去。

　　鄧小平在全會期間提出一系列對臺工作指導原則為全黨所接受。作為體現三中全會最重要成果的公報關于對臺工作是這樣表述的：“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國神圣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公報第一次以“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臺灣”的提法，表明我們黨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上已經做出重要轉變。

三

　　1979年1月1日，這個被鄧小平稱之為“不平凡的日子”，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首次以最高國家權力機構的名義闡明了中國政府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告臺灣同胞書》明確提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一定要考慮臺灣的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害。《告臺灣同胞書》明確提出，我們寄希望于臺灣人民，也寄希望于臺灣當局。《告臺灣同胞書》明確倡議，通過商談結束臺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撤除阻隔兩岸同胞交往的藩籬，推動自由往來，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開展經濟文化交流。

　　同一天，鄧小平主持召開全國政協元旦座談會，座談討論《告臺灣同胞書》。鄧小平在會上表示：“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告臺灣同胞書》，體現了我們對臺灣的回歸和祖國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基本態度。”它表明“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告訴臺灣同胞書》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臺方針政策的重要宣示，標志著解決臺灣問題的理論與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兩岸關系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開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而且從而也開辟了對臺工作的新時期。它對于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對黨的對臺方針政策的不斷發展，至今仍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者：楊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