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業本里的兩種焦慮

　　34歲的陳靜躺在云南昆明一家醫院的急救室里時，在手機上讀了一篇文章。

　　標題帶著一點調侃一點控訴，《老娘我做錯了什么，要陪孩子寫作業》。她覺得“太符合”自己的心境了。

　　她拔下針管，在文后留言：“我此刻光榮地躺在急救室急救，病因是腦出血，我深刻懷疑就是教孩子寫作業弄的，請不要再讓我陪他寫作業。”

　　陳靜一向自嘲“心特別大”。急診醫生禁止她下床，她敢四處溜達。父母讓她找個“鐵飯碗”，她偏偏跑出來創業。如今擔任藝術培訓學校校長的陳靜，管理著30多位全職教師，與學生和家長打交道都游刃有余。唯獨自家孩子的作業，成了她的一塊心病。

　　她的那條“腦出血”的留言得到數量驚人的點贊和回復，被網友們稱為“特殊病歷”。另一份引人注意的“病歷”出自某位不明身份的網友，“陪兒子寫作業到五年級，然后心梗住院了，做了兩個支架”。

　　翻閱那些回復，陳靜第一次找到了那么多同道中人。

　　一個博弈

　　陳靜本來可以過得更輕松些。兒子軍軍幼兒園升小學時，她選擇了一所提倡“快樂成長”的學校，“我不想讓孩子的學業壓力過大，就想讓他在音樂方面好好學學。”

　　整個一年級，軍軍沒寫過什么作業，成績在男生里還算名列前茅。但在今年暑假，陳靜發現，不論是書寫規范、識字量還是寫話能力，軍軍和以前幼兒園“同窗”的差距都有點大。

　　感到巨大競爭壓力的陳靜決定尋找“好的教育資源”。當地一所名校新開的校區生源不足，她才得以繳納一年1萬元的費用，讓兒子“幸運”地轉入了這里。“我家離原來的學校走路5分鐘，現在開車要15分鐘，但是我愿意啊。”她說。

　　開學后，軍軍的表現卻給了陳靜當頭棒喝。雖然作業真的不多，但他總是拖拖拉拉，每天寫作業都寫到很晚。

　　“一般容易讓我崩潰的是他寫語文作業，經常寫一下就開小差，我又趕緊提醒他快點寫。就是不太愿意寫，想磨蹭磨蹭就不用寫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用小竹棍敲敲他提醒他快點，好，寫兩個字又溜號。”

　　陳靜認為，如果不是每天盯著兒子寫作業，自己不至于暴怒成疾。“這可能也是愛之深責之切吧！其實是家長對孩子極高的期望與孩子成長速度的矛盾。”

　　在上海，背負極高期望并成績出色的孩子，有個名字叫“牛蛙”。通常而言，一只標準“牛蛙”的升學路線是民辦小學——民辦初中——公立高中——重點大學。上海母親何玲的兒子現在5歲，最大的愛好是擺積木。但為了遵守這條“路線”，她從今年7月起逼著兒子學寫數字和拼音。

　　何玲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想讓孩子進入好的民辦小學，家長只能拼盡全力，從幼兒園開始就“全力以赴”。

　　但她的兒子一個字能寫10分鐘，寫了擦，擦了寫，“哪怕是簡單的一個數字3”。她曾設定倒計時，讓孩子看著時間來寫，結果孩子不是寫得一塌糊涂，就是干坐在那里“入定”。

　　在“忍、咬牙切齒地忍、忍無可忍只能揍”三個狀態之間，何玲開啟了無限循環。

　　何玲認為她與丈夫都不是那種“打了雞血”的家長，他們讓兒子做到的都是小學老師要求的下限。即便如此，她最近還是被兒子邏輯思維課的老師“叮囑”了一番，說孩子的符號寫得不行。

　　在何玲的印象中，她當年是小學一年級時學寫漢字的，三年級才知道字帖，用鋼筆之后才知道寫字有頓筆。但如今上海一些幼兒園大班的孩子就開始學頓筆了，因為小學一年級老師就是這么要求的。

　　早在2013年，上海市教委就要求全市所有小學嚴格執行一年級新生“零起點”教學，不得隨意加快教學進度。但另一位上海家長鄭莉認為，真正放心讓孩子“零起點”入學的家長并不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博弈，當別人在跑的時候你不跑，那你就是落后了。”

　　拼寫字只是起跑線上的第一場戰斗。由于上海實行小學5年、初中4年的“五四學制”，“小升初”的準備工作也被相應提前到三四年級。擁有優質生源的民辦小學，往往會在教學中開啟加速模式。當公辦小學按照市教委的教學大綱老老實實地推進時，民辦小學已經超綱了。

　　鄭莉說，民辦小學和公立小學的教材一樣，但是考試難度不一樣。在考綱范圍內學的東西，跟“小升初”考試存在著“剪刀差”。“這個節奏，才是大家為之拼命的理由。”

　　這些父母并不是不懂大道理——何玲也承認，過于提前的學習，讓孩子在本該玩耍的小小年紀，承擔了不該承擔的重擔。看著兒子輪番用發呆、喝水、如廁等辦法消極抵抗作業，她也特別心疼。

　　但家長圈中流傳的老師嚴格要求的故事，又讓她不得不狠下心來。朋友女兒“橫平豎直、還有頓筆”的字直接被老師評價為“不行”；一位重點小學的老師，經常罰一個寫字不好的男孩寫作業寫到晚上11點。諸如此類的案例刺激著何玲。她希望自己今天的痛苦陪寫，能換來以后孩子上小學時不被老師為難。

　　一種煎熬

　　無論是從山東小縣城一路奮斗到首都科研院所的“學霸”，還是中專畢業、河北小城美甲店里的店員，為人父母后都會發現，曾經那種家長放心工作、孩子自覺學習的育兒思路，在自己身上根本行不通。

　　何玲告訴過兒子，自己小時候“沒有人管”，每天回家放下書包就去寫作業，寫完了再出去玩兒。誰知道兒子竟然覺得這種經歷不可思議，反問她：“你怎么一個人寫作業呢？你的爸爸和媽媽怎么不管你呢？”

　　在到河北的美甲店上班前，林婷全職照顧過兒子一年，那時孩子的成績雖然不拔尖兒但還在“上等”。兒子進入二年級后，她想給他更多鍛煉，只在晚上回來陪他。結果之前兩次考試，兒子的數學成績穩定保持在五六十分。

　　每天的陪寫作業對林婷來說都意味著煎熬。平素溫柔的她在講數學題時使勁拍過桌子，氣哭了自己，也嚇哭了孩子。還有一次，她看到兒子試卷上的“58分”，直接拿起手機警告姐姐，“千萬別要孩子，除了惹你生氣沒有別的用處”。

　　林婷以她的有限認知推測，自己的這些煩惱可能是教科書改版帶來的。她小學四年級學的鐘表，五年級學的角，現在的孩子一二年級就學到了。有時她也會思考，是不是自己抓得太緊造成了孩子的不自立？但在現實面前，她根本不敢再做嘗試，“再放手他就徹底放飛自我了。”

　　河北一位資深小學數學教師表示，如今教材確實變難了，以前一本書只有四個單元，一個單元就把相應部分的內容講得特別透徹。現在的教材則是逐漸滲透，一年級認識鐘表，二年級學習時分秒的換算。不過，她認為現在的孩子比以前聰明了，所以課本難度增加，解題技巧變得靈活，其實是一種進步。

　　在北京某國際學校語文教師陳兵看來，孩子之間的智商差別并不大，自理能力差才是導致現在孩子寫作業困難的罪魁禍首。他舉例稱，有的孩子會把語文數學英語三科作業混裝在一起，翻作業就能找10分鐘；有的孩子從來不勞動，甚至班里做值日都是家長代勞的。對于這類學生，就算老師再告訴要“審題劃批”，還是起不到什么效果。

　　與此同時，觸手可及的玩具、動畫片和平板電腦，也在動搖著孩子們本不牢靠的自制力。北京某重點小學的數學教師宋萍說：“現在不同了，孩子接觸的媒介太多，對他來說這個世界太繁華了，真的也是一種誘惑。”

　　最近，宋萍還注意到，如今繁重的課外班課程也在加重孩子的拖延心理。她班里有個女孩做作業很慢，邊寫邊走神。直到請來家長，宋萍才知道，孩子的媽媽擅長美術和書法，每天給孩子排滿了寫字、畫畫的課外班。

　　“干完學校的事，我媽還得給我布置點活呢。那我索性就不著急，慢點干。”宋萍模仿孩子的語氣對記者說。臨睡前才把作業寫完，就可以逃避家長附加的任務，久而久之，孩子甚至會得出“邊寫邊玩也有好處”的結論。

　　一道鴻溝

　　盡管家長將陪寫作業視為一場沒有盡頭的苦旅，但在老師眼中，家長的陪伴只是孩子成長中的一段必經之路。

　　陳兵今年教三年級，他估計至少有一多半家長在陪寫作業。對此，他并不反對：“低年級一定要陪伴，只有習慣養好了，到高年級才能放手。”在習慣養成階段，家長可以幫助孩子養成更好的寫字姿勢和審題能力。

　　一直從事高年級教學的宋萍表示，到了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有些孩子就有一種獨立的欲望了。孩子不愿意讓家長在旁邊陪伴，這對家長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退出契機。在她今年教的五年級學生中，每個班大概只有五六個孩子需要家長陪寫作業，其中大部分孩子的問題屬于“低年級沒有養成注意力專注的習慣”。

　　就在城市里的家長在網上為作業本爭論不休時，農村家長的聲音卻意外缺失了。湖南省懷化市某鄉村小學教師孫磊告訴記者，他班里的44個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兒童，只有4個孩子能夠得到家長的陪伴。

　　據孫磊觀察，這4個孩子的成績都在前10名內，其中一個還是第一名，他們在文明禮儀方面也表現較好。至于父母管得少的那些孩子，基本上會存在拖欠作業、行為習慣不正、字跡潦草等問題。

　　在河南省安陽市某鄉村小學工作的周芳同樣表示，班里的62名孩子中，沒有一個有家長陪寫。“我們班里兩極分化比較嚴重。如果程度比較好的話，家長不用管，程度不好的話，家長也不會管。”

　　在鄉村小學老師看來，對教育重視程度的不同，是城鄉父母對陪寫作業態度迥異的主要原因。孫磊將這個現象歸因于現在農村流行的“讀書無用論”。以前村民覺得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現在認為即使讀了大學還是找不到好工作，家長也不會為學習一般的孩子重金求學。初中畢業后，當地大多數孩子的出路是外出打工。

　　周芳則發現，當地家長有一種很奇怪的教育觀念。他們普遍非常重視學校對孩子的教育，但對陪伴教育卻看得非常淡。這些家長甚至都不愿意抽出時間來多陪陪孩子，認為讓他們檢查和批改作業，就是給他們增加負擔。

　　三年級剛學26個英文字母時，班里的一個孩子總是把字母Y的書寫體和手寫體弄混。周芳告訴孩子的家長，如果實在不懂可以讓孩子在描紅字帖上練習。她前前后后說過三遍，家長每次都答應得很痛快，但作業本上的格式錯誤依舊存在。

　　遇見過太多不上心的家長，周芳對掙扎在作業本里的父母反而更加佩服。她認為，家長對孩子未來寄予厚望，才會覺得陪寫作業很累。想要孩子成長，一定需要家長付出很多努力，這個是家長本來應該做的。

　　“陪孩子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年。尤其是小孩以后上了初中、高中，跟家長分開的時候，家長就會特別想念。我希望這些家長都可以珍惜這段陪伴孩子的時間，然后盡力陪他們。”周芳說。

　　但對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掏出作業的林婷來說，控制焦慮仍然是很難做到的事情。田字格上的字跡出現又消失，作業本見證了她每次“發瘋的樣子”。因為最近孩子考砸了期中考試，她再次選擇了辭職帶娃。

　　(為保護受訪人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史額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