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后疫情時代的外源性風險使中國社會面臨著深刻調整與變革。防疫常態化、糧食安全、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應對國際關系的挑戰等，都需要方向明確的戰略體系與科學理性的公共政策作支撐，這就對中國新型智庫提出了迫切的時代要求。近年來推進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工程，正是對當下情境的未雨綢繆。新型智庫必須從以下幾方面做起，改變“問題等對策”的被動狀態，承擔起在動蕩世界中的戰略政策方案儲備重任。

　　第一，回應重大問題，勇擔新型智庫的時代責任與緊迫使命。在中國經濟格局轉型、國際關系重構的重大節點上，直面重大問題是新型智庫的時代使命。如何應對諸多問題，需要新型智庫在思維與方法層面進行革新。在以往相對平穩的政治經濟發展情境中，智庫研究并未遇到過如此嚴峻的挑戰。在持續穩定的政治經濟態勢中，負面問題往往被正向發展遮蔽，使得智庫缺乏自我價值反思的外在動力，結果導致一些新型智庫研究脫離公共政策問題領域，出現了缺乏自我領域、研究目標與方法論邊界，以及使自我混同于一般性學術研究與對策式研究的現象。

　　對于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重大生存問題是對智庫能力的根本檢驗。中國新型智庫正面臨著從未有過的時代任務，也將應對更為嚴峻的挑戰，必須直面問題并助力解決問題。如果新型智庫在大變局中仍“躲進小樓成一統”，把重大決策問題全部拋給公共決策部門，無疑會削弱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堅守獨立價值，實現新型智庫的“新”“智”“庫”三重訴求。新時代的新型智庫必須固守自身“新”“智”“庫”三種基本功能。所謂“新”，即區別于傳統研究機構與高校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新型智庫具有專門的公共政策問題研究職能，直接為國家大政方針與戰略決策提供政策選擇方案，而不只是提供政策依據與建議參考。所謂“智”，即區別于一般性社會科學研究的邏輯、范式與方法，其依據理性與邏輯思維能力，具有思考的開創性與創新性、思維的深刻性與洞察力、策略的可操作性與實效性等特點，不會完全拘泥于現有社會科學范式的邏輯與結論指向。所謂“庫”，即區別于社會科學所追求的嚴謹規律性與普遍性，其方案具有多樣性特征以及超越決策部門明確需求的前瞻性儲備的特點，依靠自我研究的合理性和獨特性與政府決策部門形成互補狀態，并憑借智力市場的競爭機制實現自我價值。

　　新型智庫的價值實現依賴其獨立性，這就需要正確處理自身的政治與政策二重性。政治性是指智庫研究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開展，必須符合意識形態的基本價值與根本要求。政策性是指智庫研究的對象與范疇是政策或制度體系，其方法論是政策性的，是總體戰略與公共政策的研究。兩者形成良好的互補關系，并最終形成支撐其政治屬性的政策備選方案。

　　當前智庫的非獨立性最突出的表現是與一般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混同。學者群體存在極大的同一性使其囿于原有研究的理路，不少學者把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誤認為是智庫研究的職能。所以，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在職能、任務上有所區分是必要的。雖然兩者都以問題意識為自我展開研究的動力，但兩者的問題意識存在著差異，前者是知識指向的問題意識，后者是政策指向的問題意識。前者主要以推進對人類社會的認知為核心目的，后者以政策優化的方式化解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為價值方向。如此，新型智庫自我職能的實現就沿著如下邏輯展開，即轉變過去以智庫發展政策與政府要求為研究動力的思路，以現實問題的有效治理作為內在推動力，以政策優化或改進為主要目標，從而確保自我職能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是有效應對后疫情時代的必要條件。新型智庫需要突破自我思維禁錮，以國家發展歷史方位與總體利益為核心關注點，充分發揮智庫集聚的智慧優勢，使自我的政治屬性與政策屬性得以有效踐行，并使政府與政策二者共融于戰略方案。

　　第三，界分研究場域，建構新型智庫的多層次戰略政策群組。新型智庫的具體研究過程，也即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戰略政策方案過程，需要對戰略與政策問題進行不同層次與不同維度的界分。這既由時局驅動，也由智庫研究面對的公共政策問題領域的層次性決定。就總體邏輯而言，后疫情時代戰略政策問題指向的社會現實及發展變化具有明顯的三維層次結構：存在域（問題域）—實然存在（重大問題）—將然存在（潛在風險）。這是當下新型智庫深化自我研究的三個重要面向，也決定了戰略政策問題的研究維度。

　　一是對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紛爭與沖突的關鍵領域展開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域主要包括邊界與區域的軍事態勢、科技與知識產權的激烈爭奪、世界產業鏈與經貿格局的重構。在多元化的宏觀問題域中，新型智庫需要憑借自我專業性與優勢，選擇具體問題域及其中的關鍵問題。首先，新型智庫應深入分析全球、中國與具體沖突方三者的場域運作邏輯變化及邏輯沖突的關節點；其次，評估場域中的各主體操控能力的現實博弈及其根源，剖析中國控制力的優勢與劣勢，其中自我劣勢的客觀理性評估是基礎；最后，建立場域與問題雙重控制的戰略對策組合，形成既能控制場域的總體變化態勢，又能克制場域邏輯的顯性沖突的戰略對策。

　　二是對當下出現的重大問題及自我戰略政策展開深入研究，并重點關注現有戰略政策與問題之間的匹配度和有效性。一方面，剖析問題產生的深層根源，其中避免誤判并揭示根本原因是關鍵。因為經濟根源與政治根源導向的沖突邏輯，產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客觀評估現有戰略政策存在的短板，一旦應對挑戰的戰略方向偏誤或結構缺失，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新型智庫要檢視戰略政策是否存在方向性與結構性問題，即檢討當前策略是否對路，策略體系是否完善，識別重大問題是否都有對策與之對應，已有戰略政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領域研究與問題研究均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問題的現實性要求新型智庫必須通過即時性的系統戰略研究，甄別問題的政策本質，調整完善戰略政策，形成體系完整、重點突出的智庫方案。

　　第四，堅持底線思維，建構新型智庫的多樣化戰略政策儲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變”是動態的，在不同時空條件下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其導向的問題也會不斷進行新舊更替與疊加。這決定了中國戰略政策所規治的客觀現實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當然，這種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并非沒有任何規律可循。人類理性雖然不能確定其必然性的因果關系以及未來必然出現的狀態，但可以通過合理思維的確立，即通過可能性假定，來應對未來局勢的變化。確立新型智庫理性思維就是堅持底線思維，以悲觀假定為基礎，即以局勢與情態的最壞發展狀態為戰略政策的基點。因此，當前的戰略政策問題研究在底線悲觀、理性客觀與自信樂觀三種思維指導下，自然會沿著三種不同的研究進路拓展，明確三個層次的戰略政策方向，形成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并在智識貢獻上互相支撐的三類戰略政策儲備方案。

　　新型智庫的底線研究是預先設定局勢發展會向最不符合自我利益、最不愿看到、產生最大風險的方向發展，比如經濟利益問題、防疫問題、生態環境問題轉向了政治問題，局部的利益紛爭轉向了軍事沖突等。以上多種轉向中可能出現的后果就是底線思維研究的核心，智庫研究要以此作為戰略政策最基礎的構成部分，形成底線式戰略政策準備預案。客觀思維導向的研究堅持以當前問題不會持續惡化并且處于雙方理性規約與控制之下，對未來局勢的總體方向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主要力求化解矛盾沖突與尋找合作共贏之路。而樂觀思維的研究不僅會充分挖掘當前危局中包含的發展契機與動力，而且確認當前出現的問題是一種正常現象，是未來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新型智庫主體多元化、重大問題領域的多樣化與研究思維的三重化，對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領域的戰略政策方案研究均是多層次、多角度與多樣化的導向。這種“多”與智庫之“庫”的存儲特質具有內在一致性，每一領域、每一問題的戰略政策預案同樣也是多樣化的，這就為政府決策者提供了豐富的智力支持。新型智庫既能夠提供當下緊迫問題的解決之道，同時也為潛在問題與未來問題提供足夠的理論預警與戰略政策準備。唯其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的國家治理才能夠改變“問題等對策”的被動狀態，形成“戰略政策方案等問題”的智庫存儲狀態。

　　（本文系山東省泰山學者工程專項經費資助項目（ts20171203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曲阜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山東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

　　作者簡介

　　姓名：張英魁 工作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