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川淮（陜西省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后，千古高風說到今。”這是曹雪芹寫的一首《詠菊》的詩，借菊抒懷，表達了自己的孤傲不俗之氣。

　　菊花圖扇（中國畫） 惲壽平

　　詠菊和畫菊是歷代文人墨客吟詠、繪畫的永恒主題。托物明志，借菊寫心，菊花在他們的筆下，是一叢叢的生靈，也是文人自我精神的寫照。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四十八》對菊花的名稱就有十種：“一名治蘚，一名日精，一名節花，一名傅公，一名周盈，一名延年，一名更生，一名陰成，一名朱嬴，一名帝女花。”在古人的文獻里最早的“菊”字的寫法并不同，而是“蘜”“鞠”。《禮記·月令》說：“季秋之月，鞠有黃華。”《爾雅·釋草》：“蘜，治蘠也。”晉郭璞注：“今之秋華菊。”《初學記·卷二七》引晉周處《風土記》曰：“日精、治蘠，皆菊之花莖別名也。”宋陸佃《埤雅》云：“菊，本作蘜，從鞠。蘜，窮也。”其言中秋之后，各類花卉已開盡，而菊花是一年四季所開的最后之花。

　　歷代文人所看重的是菊的“凌霜之志”，而自古迄今文人在繪畫中所要表現的就是菊花的這種意態與精神。對于菊花所賦予的精神意蘊也是不同的，儒家所崇尚的君子之德，道家所推崇的隱逸之風，普通人所追求的健康長壽，都是借菊花之態而抒自我之追求。菊花一旦畫在紙面上，就有了不同的意趣，它已經不是普通的花卉，而是君子之花、隱逸之花、長壽之花。

　　菊香（中國畫） 喬宜男

　　最早賦予菊花精神者，古代有三個重要的人物：屈原、陶淵明、鐘會。屈原借菊花寄托理想，體現菊花純潔與高古。《楚辭》：“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體現自己潔身自好、不隨流俗的品德節操。陶淵明對于菊花，有一種復雜的心態，一方面與屈原共同的是把菊花比作為一種“君子”，與自己的精神相契，在《和郭主簿》詩中贊美菊：“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歷代所畫陶淵明，都離不開菊花相伴。同時，陶淵明歸隱之后的田園生活也是以菊相伴，種菊、賞菊、詠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菊與人同，人以菊在，高潔淡泊、孤傲隱逸。三國的鐘會，在羅貫中筆下是一個武將，但他其實是一個文人，他的《菊花賦》對菊花所賦予的精神描述應該最為全面：“故夫菊有五美焉：圓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五美”之中，除了對君子隱逸養生提及之外，更增加了“準天極也，純黃不雜”的王者之氣。而到了周敦頤《愛蓮說》之所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則僅僅只說了菊花精神的一個方面，菊花與蓮花，同為古人審美情境中的“君子之花”。

　　菊竹立幅（中國畫） 方薰

　　正因為在中國文化中菊花很早就被賦予了濃濃的文化之氣，畫菊也成為一種傳統，延續了千年以上。唐宋時期，黃荃、趙昌、徐熙、滕昌佑、朱紹宗等名家也都是畫菊高手，但都以工筆見勝，《宣和畫譜》記載，黃筌《寒菊蜀禽圖》，畫得十分精美。宋末元初的鄭思肖，以善畫蘭花著稱，其父號“菊山”，鄭思肖自號“菊山后人”，承其父志。他畫蘭亦畫菊，曾有詩：“花開不并百花叢，獨立疏籬趣無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成為古代詠菊中的名篇。元代趙彝齋、李昭、柯九思、王若木、蘇明遠、盛雪蓬、朱樗仙諸逸士也是畫菊高手。元代之后，文人畫家多以寫意取代唐宋所沿襲的工筆，另開新局，明代畫菊是以吳門畫派的陳淳和王榖祥為代表，陳淳《菊石圖》和王榖祥《翠竹黃花圖》都以菊為題材。徐渭，以大寫意畫菊擅長，干濕濃淡，出神入化，既把菊花的冷峻突傲，獨立自善的情態表現生動，又把菊花自身的和野逸之氣表現得透徹淋漓。清初惲壽平以“色暈水染”之法畫菊花，兼工帶寫，打破多年傳統，自然而神態微妙。清季以來石濤、朱耷、任伯年、奚岡、惲壽平、鄭板橋、趙之謙、蒲華、虛谷、高鳳翰、徐玟、鄒一桂，以及“揚州八怪”的羅聘、李方膺、李鱓、邊壽民、金農等在畫菊的一項上都各擅勝場，皆占一格，其后，吳昌碩金石筆法，齊白石溫潤蘊藉，潘天壽空間構圖，李苦禪濃筆帶染，林風眠中西融合，婁師白恬淡雅致。此外，還有陳師曾、張大千、王一亭、諸樂三、吳茀之、馮超然、符鐵年、汪慎生、陳之佛等近代名家，都各得其法。當代花鳥畫創作也是突飛猛進，沉浸傳統而出新意，新氣象新意象迭出，如吳悅石、張立辰、郭石夫、喬宜男等。

　　墨花九段圖（局部）（中國畫） 徐渭

　　對菊花畫法的總結，傳統中最為全面的是《芥子園畫譜》，集當時名畫家沈心友、王概、王蓍、王臬之經驗，但以現代眼光來看，他們總結的甚為精彩，但在表現上并沒有達到當代花鳥畫的表現的程度與境界。菊花作為草本花卉，有標準菊、盆栽菊、懸崖菊、金錢菊等，顏色有白、綠、黃、紅、紫等，其形態有球形，有盤形，花頭有平頂長瓣花、高頂攢瓣花，有含蕊、將放、初放、全放、殘放等幾個花期。花瓣有尖瓣、團瓣、折瓣、細瓣、卷瓣，形態有正面、側面、背面、上仰、下俯等。畫家畫菊，無論工筆還是寫意，都要在有力、有神、有筆、有墨中表現其神態。書法的中鋒用筆，畫面的透視關系，都是表現菊花精神意蘊的關鍵，寄性情于有無虛實之間，將不同時段、不同形態的菊花賦予一種生命蓬勃的意境之中。唐代張彥遠論吳道子畫：“意在筆先，畫盡意在，雖筆不周而意周也。”明代高濂說：“士林中能作隸家畫品，全在用神氣生動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為高。”清代惲壽平說：“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已。”這些古人對于繪畫筆墨的論述，依然是畫菊包括一切花鳥畫之準則與經驗。古人認為，一個藝術家要具備才、膽、識、力，但對于事物的認識上，要具備理、事、情三方面的把握權衡，“合而為作者之文章”（葉燮《原詩》）。對于畫菊之道來說，也有其獨到的道理。

　　王原祁藝菊圖像卷（中國畫） 禹之鼎

　　“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元稹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杜牧詩）。古人在眾多的花卉中選擇了梅、蘭、竹、菊四種作為“花之君子”，而菊花又以其特殊的形態，成為文人詩歌繪畫中吟詠和描述的對象。“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菊花是花，但它更給予了人們的情懷寄托，文學家與畫家要去共同構筑一幅精神的圖畫。

　　《紅樓夢》中薛寶釵這個文學人物也作了一首《畫菊》詩：“詩余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陽。”這本身也是曹雪芹的詩，說薛寶釵詩后戲筆畫菊，乃乘一時之逸興不經意所作，“潑墨”“攢花”都是畫菊畫法的經典詞匯。

　　中國人對菊花的欣賞，也有一個長期積淀的過程，詩人對菊花的激情詠懷，文人對菊花的靜默描述，畫家對菊花的生動描繪，都呈現了中國人對美的深深追求。美感是人的心理能量與文化因素互為因果的關系，興之所至，物我兩忘，心我化一，情鑄其間，審美在長時間延宕，在空間中緩沖，審美成為了不含欲望或者較少欲望的一種快感的過程，在靜默的觀賞之中體味著“此在”的豐盈與虛淡，這就是東方審美特有的心態，也是由古及今以菊花為主題所帶來的不同的文化現象的歸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