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臺北11月28日電(記者劉剛　張鐘凱　趙丹平)49歲的孫紅文嫁到臺灣已經(jīng)23年,現(xiàn)在她有個很時髦的頭銜——“群主”,管理著一個名頭很響的微信群——“上海灘”。

　　“這是我們的老鄉(xiāng)群,一百多人里好多都是上海嫁來的姐妹。”孫紅文說。不久前,她剛剛帶領群里的20多個姐妹,到臺北參加了一個兩岸交流30周年的紀念活動。

　　如果不是聽她自己講述,人們可能根本看不出這位熱情開朗的大姐是個切除腫瘤不久、還在接受標靶治療的癌癥患者。

　　即便如此,孫紅文依舊很熱心地為姐妹們服務。除了分享生活點滴、鼓勵大家友愛互助,她還經(jīng)常提供一些大陸的信息和對臺政策資訊,并組織帶領大家參與讀書會等社會活動。

　　孫紅文說,很多姐妹來臺灣后都在為生活打拼,對臺灣的很多歷史都不了解,對外界的信息也不掌握,所以有機會就組織大家參加一些學習活動。“很多姐妹會開玩笑,找到了群就好像找到了組織”。

　　“想想當初我嫁過來以后,有十多年都沒碰到過一個老鄉(xiāng)。”孫紅文說,現(xiàn)在無論是通訊還是往來,確實方便了很多。

　　1993年,孫紅文結識了后來成為自己丈夫的白閎材。那時她是上海永生金筆廠的助理工程師,而祖籍臺灣屏東的白閎材在臺中經(jīng)營飾品店。兩人經(jīng)白閎材在上海的親戚介紹相識,由此展開一段跨海之戀。

　　“那時約會真很辛苦。”孫紅文說,白閎材去上海最多一周就要回臺灣,多數(shù)時間兩人只能打電話以解相思,“結果一個月打出一萬多塊(新臺幣)的電話費”。

　　1994年5月兩人結婚,7月孫紅文第一次來到臺灣。回想這段往事,孫紅文覺得自己的丈夫還是“蠻有勇氣的”。因為那時還沒有陸配來臺探親的政策,白閎材想了個辦法,去醫(yī)院給80多歲的母親開了個醫(yī)學證明,讓孫紅文以給婆婆探病的名義入島住了兩個月。

　　孫紅文第二次來臺灣是1995年的4月。“我是挺著大肚子來的。”孫紅文笑著回憶,那時的政策是可以在臺灣生孩子,但以孩子出生那天算起,滿兩個月就要離開。后來政策有所松動,可以到臺灣探親了,但也只能停留3到6個月。

　　“當時還要轉機香港,好辛苦。”孫紅文說,因為往來兩岸的證件都存放在指定的旅行社,所以還要到香港市區(qū)去拿證件,然后再回到機場搭機。

　　“我?guī)е�孩�?背著奶瓶奶粉、大包小包的,就這樣來回跑。”孫紅文說。直到孩子三歲,她才可以在臺灣長期居留。

　　20年前的臺灣社會對大陸配偶有不少偏見與歧視。“甚至有人跟我先生說‘你要小心,大陸新娘會帶著錢跑掉’。”孫紅文說。

　　當時,她和丈夫共同經(jīng)營飾品店,每天工作12小時,節(jié)假日更是忙到只有吃便當(盒飯)才能坐下一會兒。就這樣,她慢慢以自己的笑容和勤奮改變了人們的偏見。

　　經(jīng)過多年打拼,夫妻二人買了房子。2009年金融風暴后,孫紅文轉行經(jīng)營弘利印刷出版社。白閎材專研《易經(jīng)》,成立了“中華易理教育學會”,從事《易經(jīng)》普及和教學工作。一雙兒女也逐漸長大,女兒考入淡江大學國際貿(mào)易系,兒子在臺中一中就讀高三。每年暑假,她都會帶著孩子回上海看望他們的外公外婆。

　　但不幸卻突然降臨,2016年12月孫紅文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從最初的無法相信、恐懼擔憂到后來坦然的面對,孫紅文始終鼓勵自己要保持樂觀向上的態(tài)度和勇氣,做最堅強的病人。

　　2017年2月開始,孫紅文每隔三周接受一次化療。每次化療完的第一周,副作用都很明顯,會出現(xiàn)惡心嘔吐、嚴重腹瀉、體力衰退、下肢腫痛無法走路等癥狀,她就在副作用稍稍緩解的第三周去參加讀書會等活動。頭發(fā)掉光了,她就買來假發(fā)帶上。

　　“很多姐妹都不知道我得了癌癥。”孫紅文說。今年7月做完手術不到一個月,她就又帶領姐妹們到桃園參加活動了。

　　現(xiàn)在,孫紅文還在接受每三周一次的標靶治療。在她看來,這場大病也是人生學習成長的歷練。“活著的每一天,都要快樂有意義的生活”。

　　“以前就是照顧一下自己的出版社,日子過得也算悠閑。”孫紅文說,“病倒后才發(fā)現(xiàn),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現(xiàn)在科技這么先進,有個微信群可以讓姐妹們團聚在一起。但我覺得不能就是聚聚餐聊聊天,還是要走出去多學習,讓社會能看到我們這些大陸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