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村委員在發言。易成晨 攝

　　3月5日,在全國政協醫療衛生界小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院長劉玉村分析了熱門的“號販子”問題,指出“號販子”問題根本在于醫療資源供需失衡,建議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降低藥費檢查費,并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

　　醫院保安辭職當“號販子”

　　“有的‘號販子’都能住別墅了,但是我們醫院卻背負了特別大的罵名”,劉玉村說,“醫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時間后,發現當保安不掙錢不如當‘號販子’,他在當保安期間摸清了醫院所有的規律,然后辭職了,變成了‘號販子’,所以保安和‘號販子’很難不勾結,各家醫院都有這種現象。”

　　“醫院的保安都是社會外派的合同工,招標進來的人,不是醫院的人,醫院的工作紀律約束對他起的作用有限,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保安對號販子視而不見,那是因為我們管控不了。”劉玉村說,“當然一旦我們發現就會通知保安公司將他開除,但教育嚴打是一方面,并不能根治,根本還得通過改革解決供需平衡的問題。”

　　大醫院掛號并沒有那么難

　　“北大醫院和協和醫院普通號就那么難掛嗎?不是。”劉玉村說,“在我們醫院,有很多醫生坐一上午沒幾個病人”。他進一步解釋,“醫生的知名度不夠不代表他的水平真的就不行,他是北大醫院的水平,但就叫普通號,所以沒人掛。”

　　“所以老說看病難,但是到了大醫院未必哪個科的號都難掛,難只是集中在了某些人某些科上,這個難是相對的;而絕對的難可以通過分級診療、計劃診療的辦法來解決。”

　　劉玉村舉例說,“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病人看病都是有計劃的,先看誰后看誰,一步一步排地很清晰,但是咱們的老百姓看病最自由,想到哪個城市、想到哪個醫院、想找誰完全自由,一邊是高度計劃的專家——就幾天掛幾個號,另一邊是非常自由的病人群體,這種計劃和自由之間必然不匹配,所以號販子才應運而生,甚至說他們滿足了這種需求。”

　　劉玉村評價北京市針對“號販子”出臺的專家團隊政策,“北京推出了15個專家團隊的掛號,專家變成團隊了,比如患者掛的凌風團隊的號未必能見到凌風教授本人了,但是我支持這種辦法。”劉玉村說,“30年前病人看病只有看不了的病才逐級往上找高級別的大夫,只有醫生更懂得病人,而不是病人更懂得醫生。這個政策符合病人就醫、大夫看病的規律。”

　　要提高掛號費降低藥費

　　劉玉村認為,兒科等醫生稀缺是因為價格和價值失調,他提出藥品和服務價格“三升三降”的建議:

　　大幅提高掛號費。“既承認了醫生的價值,同時也設立了一個門檻,比如那些慢性病,用不著來北大醫院看病的病人就別來了。”劉玉村說,“保守估計現在300萬門診量里有至少100萬人次是沒必要來的,但是北大醫院掛號費不貴,取藥方便,服務便捷,他為什么不來?如果提高掛號費,門檻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擋住了一部分人。”

　　提高住院費、提高床位費。“北京28塊錢的床位費實在是太低,如果漲到三星級賓館的價格水平,147塊錢1天的話,這個病人就不會因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滯留在醫院了,提高了病房使用率。”

　　提高手術費。劉玉村稱,“舉個實例,現在一個胃癌手術1000多塊,醫生護士麻醉師6個人,就1000多塊錢。合理嗎?所以要提高手術費”。

　　藥費降下來、導管支架這些器材費用降下來、CT核磁檢查費降下來。“這樣就平衡了”,他說。

　　提升醫療行業薪酬需要靠改革

　　“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的報告,中央政府和市級政府都非常重視,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里也都有,但是雖然每年都提,卻沒有‘抓手’。”劉玉村說,“不可能說把醫生的工資按照大家的期望定的那么高,像加拿大大學教授是普通教授的三到六倍這樣,在中國現在不可能實現,只能通過改革。如果醫院有了比較好的收入結構,政府又給了醫院自主權,我們這些醫院的管理者就有辦法來調整我們內部的收入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