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內部控制委員會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張連起

　　本次G20杭州峰會的最大共識,就是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兩只傳統的箭之外,加上一支最強的箭:結構性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G20峰會一直把推動全球經濟復蘇作為最主要的議題,共同商討克服危機的辦法與對策,取得了一定成績,全球經濟也正在朝著復蘇的方向前進。但是,由于全球經濟面臨著結構性矛盾和瓶頸,面臨著增長方式滯后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不足。也就是說,在后全球金融危機時代,世界各國都在嘗試恢復經濟,但復蘇的動力明顯不強,復蘇的效果不如人意。

　　正因如此,G20相聚在世界經濟版圖持續變化和全球增長動力大轉型的重要時刻,毫無疑問會成為中國向世界傳遞創新信號的機會,成為中國向世界表達創新決心的平臺。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則是中國在“創新增長方式”方面提出的最具針對性和行動性的重大舉措。

　　結構性改革的“中國行動”

　　“結構性改革”中的“結構”與“經濟結構調整”中的“結構”在不同語境下含義不同。一般說來,經濟結構調整”中的“結構”指的是經濟總體中的構成結構,而“結構性改革”并非簡單指改革經濟總體的構成結構,而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治理市場行為的制度框架和規制框架。

　　結構性改革實質上是制度變革,即通過改變制度來調整激勵機制,從而減少市場運行中的扭曲,實現更高效率的資源配置。結構性改革是G20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目標的關鍵。結構性改革是長期增長的重要動力,特別是在與宏觀經濟政策一并使用時,能夠提振信心、促進需求和增長。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承諾“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促進增長,增強信心,維護和增進復蘇”。

　　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重點推動“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重點任務,使中國經濟發展更加可持續。兼顧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調整,通過增加居民消費、提高服務業占GDP的比例、確保高質量并由民間資本驅動的投資以擴大國內需求。中國將繼續簡政放權和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推進金融領域改革,使市場在信貸配置過程中進一步發揮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放開服務業競爭,強化社會安全保障。

　　中國高度重視運用兼并重組和破產重整、破產和解、破產清算制度和機制依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過程中,中方將通過繼續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庭、不斷完善破產管理人制度以及運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進破產法的實施。

　　中國在2015年年末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發展戰略,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僅在今年上半年,我國鋼鐵、煤炭就分別去產能1300多萬噸、7227萬噸;制定了財政、金融領域支持企業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措施;頒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和《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等政策辦法,經驗意義突出,可借鑒性明顯。

　　在國際經濟機制秩序調整的層面看,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和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創新也在不斷發展。中國在2013年啟動了“一帶一路”戰略,并在《愿景與行動》中提出要與“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實施“五通”,建設“兩廊”,并實現“三同”。“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兩廊”即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三同”即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和影響下,服務于該區域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際經濟組織得已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機構和機制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

　　結構性改革的“G20共識”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過去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都先后進入換擋期,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近8年,全球GDP平均增速僅為3.5%,低于危機前五年1.6個百分點。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更源于全球潛在產出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結構性改革滯后等結構性因素。

　　復蘇乏力的世界經濟,要實現中長期可持續增長,同樣必須推動結構性改革,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全面改善供給質量,改變制約經濟發展的要素,鞏固經濟增長基礎。

　　全球多個經濟體都急需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又都遇到了諸多困難,進展速度不盡如人意。與其對應的是,中國的改革同樣進入深水區,“低垂之果”都已摘完,這是當前中國和各成員國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今年7月,IMF將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下調至3.1%和3.4%。IMF指出,世界經濟面臨“老齡化”問題,發達經濟體過度舉債,新興經濟體企業債務高企,投資低迷,失業率維持高位,導致世界經濟潛在增速進一步放緩。

　　在中方大力推動下,G20杭州峰會達成“杭州共識”,提出將創新經濟增長理念和政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等原則。G20在加強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出臺。此外,還設定了12項指標體系,包括勞動生產率、就業率、政府債務、基尼系數等,G20成員國將每兩年進行改革效果評估。G20制定了一個覆蓋短期、中期和長期措施的增長戰略,以確保“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和“創新增長藍圖”的相關要素得到清楚闡釋。

　　在G20的框架內,在多事之秋的國際背景下,創新增長方式的經濟議題很容易壓倒其他議題,使“中國良方”具有更實質的價值,也具有更真實的需求。G20成員國各國結構性改革重點不同,發達國家希望能尋求強勁增長,而發展中國家則側重在可持續增長上。結構性改革列舉的九大優先領域,其實是一種經驗分享,涉及貿易、金融、勞動市場、創新、競爭等,各國可結合自身情況進行選擇。中國力推結構性改革,是希望引入系統性、戰略性的視角,各國經濟治理不應停留在某個領域,應該加強不同領域改革的協調性;通過尋找改革最大公約數,讓各國自行去探索,這也是中國堅持自己發展道路的經驗。

　　一個令人印象殊深的例證是,杭州峰會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制定結構性改革路線圖,不僅加強在財政稅收、金融、貿易、投資、社會保障等各個領域的政策協調,還利用一套共同指標評估G20整體在優先領域的改革情況:使用“儀表板”(Dashboard)方法對各國指標進行解讀,對于不存在各方一致認可指標的優先領域,將補充使用公開可得的其他信息進行評估。運用同行審議,以及OECD技術報告的有關信息納入《G20問責評估報告》。

　　惟其艱難,方知勇毅;惟其磨礪,始得玉成。結構性改革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而中國,歷史地成為全球結構性改革的引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