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作者：張理海（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教授）

　　長征是一次人類精神和意志的偉大遠征，也是黨領導紅軍尋求民族復興的偉大進軍。對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深切憂患和責任擔當，使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激發出拯救民族危亡的驚天動地的力量和智慧，成就了長征勝利的不朽傳奇，開啟了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不讀懂長征這本“歷史教科書”，就不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用奮斗和犧牲擔當民族正義

　　在民族危難面前，是挺身而出，還是退縮推諉，是檢驗一個政黨、一支軍隊有無民族正義的試金石。長征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危難的情況下發生的。黨和紅軍在自身面臨著生死存亡危機的情況下，仍毅然決然、奮不顧身把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扛在肩上。對于我們黨來講，這是為她的“初心”所決定——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民族解放和國家振興的重擔。

　　擔當民族正義是要用奮斗和犧牲來開路的。民族正義有多么自覺和強烈，奮斗犧牲就有多么悲壯和光榮。1935年初，由紅十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隊，在浙江懷玉山失敗，師長胡天桃負傷被俘，國民黨將領王耀武負責審訊，第一次照面，王耀武驚呆了。他回憶說：“這位師長的上身穿著三件補了許多補丁的單衣，下身穿了兩條破爛不堪的褲子，腳上穿著兩只不同色的草鞋，背著一個很舊的干糧袋，袋里裝著一個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別無他物，與戰士沒有什么區別。”審問有這樣的記錄，王：“蔣委員長對你們實行寬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們覺悟，一樣得到重用。”胡：“我認為只有革命，堅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軍閥，中國才有辦法。”王：“我們也希望國家好，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你說國民黨勾結帝國主義，有什么根據。”胡：“國民黨掌握著軍隊，不抗日，卻來打內戰，還請帝國主義的軍官當顧問，這不是勾結帝國主義是什么？”最后，敵人威逼胡天桃說出紅軍的行蹤。胡天桃的回答是：“你把我槍斃了吧！”

　　什么是長征？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同黨與紅軍的生死存亡緊緊捆綁在一起，把民族的獨立解放舉過頭頂，黨領導紅軍用巨大的犧牲為中華民族肌體注入全新的激情、正義、尊嚴和血性以拯救民族危亡，這就是長征！長征檢驗和見證了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擔當民族正義的英雄壯舉和本色。

　　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支點

　　一個民族在走向復興的過程中，總需要一種精神力量，而紅軍長征正是中華民族尋求復興的精神支點。

　　二萬五千里征程展示的意志和力量是中華民族新的精神路標。長征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新的精神路標，最主要的是因為黨及其領導的紅軍身體力行不斷為民族精神注入革命英雄主義、革命理想主義、革命樂觀主義，從而使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精神境界、精神力量有了質的飛躍，如此，創造新的精神奇跡就非紅軍長征莫屬。

　　于是，人們看到：盡管懸殊的敵我力量、惡劣的自然環境、嚴峻的黨內斗爭、繁重的群眾工作，歷史將四重考驗一古腦拋給紅軍這支年輕的隊伍，使黨和紅軍經受了人間的幾乎所有苦難——天上每日幾十架敵機偵察轟炸，地上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人跡罕至的峽谷激流，鳥飛不過的雪山，空氣稀薄的高原，險不可測的沼澤；缺衣少藥、忍饑挨餓、跋山涉水、爬冰臥雪、草根果腹、皮帶充饑；教條主義桎梏，分裂主義挑釁。二萬五千里長征，步步是險境、處處生死關，黨和紅軍卻仍能在難以想象的艱險中樂觀自信、斬關奪隘，起死回生，把勝利的紅旗幟插到抗日救亡斗爭的前沿。1936年夏天，法國傳教士薄復禮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他曾經共處18個月的中國紅軍：“他們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天天不分晝夜地行走……但這些身著破衣、草鞋的年輕戰士還常常圍繞著人的精神等哲學命題討論……。”從這里，我們領悟著人的潛力、人的毅力、人的信念、人的精神意志力和創造力的無限可能性，也驚嘆著人的精神力量創造的新奇跡。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就以詩的語言，把“長征”與“長城”相提并論，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因為“長城”“長征”都是中華民族創造的、令人嘆為觀止的人間奇跡。千百年來，“長城”一直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精神象征。而長征的勝利使“長征”本身成為中華民族又一新的“精神象征”，這是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

　　長征的勝利，使黨和紅軍的“英雄形象”走向全國、全世界，徹底改變了黨和紅軍在國際社會被“妖魔化”的局面。“妖魔化”黨和紅軍是國內外反動派長期使用的一種“政治”武器。由于國家的輿論工具長期掌握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在中國革命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被“妖魔化”了的黨和紅軍的形象，誤導著國際社會。我們不會忘記，是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于1936年6月至10月通過對毛澤東和紅軍進行了深入的采訪，于1937年10月在英國出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把長征譽為“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從此，一個“在石堡般嚴密的新聞封鎖下已與世隔絕了9年”的紅色區域，被揭秘出來，紅軍的英名、長征的傳奇故事以及民族精神的“魔力”一時傳遍世界。它不僅當即吸引國民黨統治區的一批批向往光明、追求民族復興的仁人志士、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奔向陜北延安；而且在此后的數十年里，它更是不斷地吸引著許多外國記者、作家、友好人士采訪、著述、評論長征、甚至重走長征路。“長征”從此被國際社會視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創造人間奇跡的代名詞和中華民族新的“精神象征”。

　　長征將中華民族精神提升到人類精神前所未有的高度。索爾茲伯里在1985年出版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本世紀中沒有什么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地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國際知名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評論說：“長征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的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東西的必要因素。”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在其學術專著《一九三五年長征》中，把長征視為“人類精神的典范”。長征，就這樣讓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站”起來，而當整個世界在長征傳奇面前驚嘆、沉思時，長征也就成了人類精神星空的一顆恒星和人類精神史上的不朽豐碑。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

　　80年前的長征，早已積淀為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80年來，每逢重大歷史轉折，人們總用“長征”作比；每遇艱難困苦考驗，人們總要回望長征。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專程從北京飛抵紅軍會師地固原，向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敬獻花籃并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他意味深長地說：“長征永遠在路上……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

　　長征和新長征，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接力賽。我們已經到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如此之近，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新的長征路也充滿艱難。面對一些西方國家的“遏制與圍堵”和“文化冷戰”的挑戰以及各種“污名化”的抹黑炒作，我們更需要“挺起民族的脊梁”，更需要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命運緊緊連一起，不斷增強民族富強的自信力。

　　長征涵養了中華民族無窮的智慧和創造力，新的長征路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擴大，面對各種新情況、新矛盾、新難題、新風險，更需要我們直面“千難萬險”，激發全民族的創造活力，用我們的實際行動續寫新的長征故事，用時代的創造延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篇章。長征不僅為我們樹立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輝榜樣，而且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力量和智慧的策源地。我們堅信，有著“雄關漫道真如鐵”的苦難與輝煌，行進在“人間正道”上的中華民族，一定“長風破浪會有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