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亡了將近10天之后，高玉倫終于被抓獲。好萊塢大片一樣的越獄故事戛然而止，可意猶未盡的人們似乎還不肯離去。

　　從3名罪犯越獄開始，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就云集在面積3000多平方公里的籍籍無名的黑龍江延壽縣，挖掘著或重磅或邊角的消息，為人們拼湊這難得一見的追逃大戲。

　　如今，即使這幕戲隨著罪犯的落網快終結，相機鏡頭也不忘在最關鍵的時刻抓拍下高玉倫被抓獲時的窘態，并將那張清晰到可以數出皺紋的臉廣而告之，甚至還有記者鍥而不舍地追尋著高玉倫被捕后的故事，告訴人們看守所里的他“似乎并無多大悔意，還要求民警‘松松綁’”。

　　法庭上，殺警越獄的高玉倫必將接受審判，但在法庭之外，那些曾經與高玉倫有著這樣或那樣交集的人們，沒有必要受到更多打擾。可如今，這一切都一覽無余地被展示在互聯網上，供看客玩味咀嚼。

　　在這個聚集了億萬觀眾的戲臺前，似乎很少人關心，當高玉倫母親坐在病床上輸液的樣子被相機記錄時，這位農村老人是否完全明白通過網絡，這張照片會被多少人看到。

　　也似乎很少人關心，當舉報人因對紛至而來的探訪者不勝其煩，將小院落鎖，卻依然有記者要隔著柵欄采訪時，這家人經歷了怎樣的煩躁與不安。

　　其實，罪犯的老母親和我們的母親一樣，罪犯的親人也和我們的親人一樣，哪怕他們是最底層的莊稼漢、不識“法律”兩個字的文盲老人，他們同樣擁有“至高無上”的隱私權。

　　簡單地說，他們可以對媒體說“不”，可以不被鏡頭逼到“無處可藏”，他們可以要求自己的照片不被發在網上。

　　可是，再一次，媒體和眾多圍觀者一起，越過了自己應該堅守的底線，在一個本來屬于司法機關的領域里，饑渴地尋找一切能滿足自己好奇心的佐料。

　　這樣的圍觀早已成為習慣，而且很多時候，都是打著正義的旗號。比如在海南萬寧校長性侵案中，一家都市報詳細地披露了性侵的過程，包括受害女生和校長怎么認識以及怎樣開房的細節。

　　比如，在2011年的深圳聯防隊員強奸案中，面對數十家媒體的長槍短炮，被逼在角落的受害人只能用一床薄薄的被子勉強遮住自己的臉，記者還一直在催促她“說說當時的情形”、“你有什么感受”；受害人丈夫失聲痛哭的正面照片，在網絡上懸掛。視頻中，當他用哽咽的聲音說到強奸細節時，拍攝者的聲音尤其刺耳：“放大、放大。”

　　當然，借助媒體，一些黑幕得以暴露在陽光下。但是，在司法機關開始介入之后，對罪犯的親人持續照射的聚光燈是否也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當高玉倫落網時，全國上下不僅知道了他母親的樣貌與住院就醫信息，還一覽無余地看到報案親屬與他絲絲縷縷的關系，而這些并不是必須發布的“公共信息”。

　　“媒體的紛至沓來、采訪追問、各種有意無意地加工放大，迅速讓舉報人成為公眾人物，從各個角度一遍一遍講述原委，大義滅親、賞金、爭議，始料未及地打亂了他們原本安靜的生活。”有人曾如此擔心，但迅速被那些挖掘出來的與高玉倫有關的細節和噱頭所掩蓋。

　　終于，一個追捕逃犯的故事變成網絡時代的又一個消費品，很多人借此滿足自己的無聊空虛，試驗自己的道德標準。

　　感謝媒體的“敬業”和“火拼”，讓這場大戲“有血有肉”，細節豐滿。多虧了記者對高玉倫母親的探訪，看客們得以探究一位垂垂暮年的老人在得知兒子被捕時的心路歷程，并且讓這位可能即將承擔喪子之痛的媽媽一遍遍地向大眾回憶高玉倫之前的點點滴滴。

　　多虧了記者對高玉倫親屬報案細節的描述，圍觀者們能夠毫無顧忌地把親情和法律放在一個天平上，湊在一起仔細地衡量這位“大義滅親”的親屬是作出了正確的選擇，還是為了15萬元的舉報賞金而“利欲熏心”。

　　還要感謝鏡頭里的那張高玉倫被捕時的高清照片，讓人們一睹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主角。有些人還在這個罪惡的逃犯身上，加上自己對于“自由”、“勇氣”的豐富想象，在網絡上演化成“高玉倫被捕時同款T恤，鉆玉米地，不起球”的廣告，成為這幕荒誕劇的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注腳。

　　可實際上，有關高玉倫母親的“一切細節”并不一定與高玉倫的逃跑有直接關系，舉報人的一舉一動也不是讓這個故事更加完整的必備細節，就連高玉倫被捕時的照片，也沒有必要被不加處理地大肆傳播。

　　借助網絡時代新技術的催化，這些從各個方面流露出來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有可能聚在一起發生強烈化學反應，產生出傷害罪犯親屬感情的可怕毒藥。而如果這時還沒有人收手，這毒藥就會在互聯網錯綜復雜的暗流中潛伏下來，四處流動，不知道哪一天，或許我們就是下一個“中毒者”。（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