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27－29日，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的負責人汪道涵、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兩會成立后的首次高層會談，這是兩岸自1949年因內戰分治以來首次具有政治意義的接觸，因而引起全球華人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全國臺灣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立憲今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認真追溯后可以發現，首次汪辜會談留給我們的與其說是一個突破，不如說是創立了一個范式，即初步形成了兩岸和平互動所應遵循的規則；當這一會談過去二十年后人們驀然發現，這些規則如今已成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理論的組成部分，成為兩岸關系良性互動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

　　全文內容入如下：　

　　1993年4月27－29日，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的負責人汪道涵、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兩會成立后的首次高層會談，這是兩岸自1949年因內戰分治以來首次具有政治意義的接觸，因而引起全球華人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當時輿論普遍認為，汪辜會談的舉辦，既是對臺灣當局奉行的“三不政策”的突破，也是對兩岸持續四十余年的政治對立僵局的突破，會談創造了雙贏的效果，標志著兩岸關系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對于臺海乃至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均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今年恰逢汪辜會談舉辦廿周年，重新回顧兩岸關系的這一頁歷史，總結會談留給人們的寶貴啟示，對于正確認識和把握今天的兩岸關系，推動兩岸關系持續和平發展，顯然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　

　　在認真追溯后可以發現，那些成就了首次汪辜會談的重要因素不外如下幾點：　

　　第一，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前提。“九二共識”，是兩岸兩會于1992年歷經反復艱難的磋商后，就兩岸政治關系定位所達成的帶有某種折衷妥協性質的共同意見，主要內容是同意“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特點是求“兩岸共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之同，存“各自對一中內涵認知不同”之異，其實質是把兩岸關系作為一國內部的特殊關系來處理，排除了把兩岸關系作為“國與國”關系的定性。這一共識的達成集中了兩岸在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使兩岸各自“雖不滿意但都可接受”，從而為汪辜會談的舉行暨兩岸兩會的事務性協商掃除了政治障礙，并由此奠定了兩岸關系發展的基石。之后的實踐表明，任何偏離、違背或否認“九二共識”的行為都會嚴重影響兩岸的政治互信，影響兩岸關系的順利發展，甚至已取得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因此，必須始終堅守“九二共識”的底線不動搖。　

　　第二，堅持以民為本、循序漸進。兩岸同胞血濃于水，是兩岸關系的主體和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最大動力，因此，理應把為兩岸同胞謀福祉作為兩岸互動的出發點和根本歸宿。兩岸問題錯綜復雜，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因此，必須遵循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規律進行處理。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后，兩岸民間交流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隨之衍生了大量經濟性、事務性及功能性的問題，要求兩岸當局予以面對，在解決政治問題的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優先協商解決民間事務性問題是兩會的自然選項。首次汪辜會談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與汪辜會談本身達成四項協議，對于保障兩岸人民交流權益，維護交流秩序，建立兩會的溝通磋商機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所體現的正是以民為本、循序漸進的原則。二十年來的實踐經驗表明，唯有遵循這一原則，兩岸關系才能行穩致遠，兩岸人民才能越走越近。　

　　第三，換位思考，掌握主動，平等協商，相互尊重，共創雙贏。籌備汪辜會談的過程其實并不順利，各種因素導致兩會彼此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大陸希望首先解決兩岸關系的政治定位問題，在政治定位的表述上盡量清晰化，用定位問題的解決來統領民間事務性問題的解決。但臺灣方面視大陸的想法為“統戰陰謀”，步步防范，千方百計將后者與前者脫鉤。因此，兩會圍繞兩岸政治如何定位的表述進行了將近長達一年的磋商，對汪辜會談的內容也經過了反復醞釀，雙方最終達成“九二共識”和汪辜會談四項協議，在某種程度上是平等協商、相互尊重的結果。大陸同意各自以口頭方式來表述堅持一中原則而不涉及一中的內涵，同意汪辜會談以民間性、經濟性和事務性議題為主而不涉政治議題，同意以臺方關切的議題為優先選項，同意汪辜會談的時間地點方式等以臺灣方面的方便為主，無疑展現了高姿態和在堅持原則基礎上的靈活性。臺灣方面頂著民進黨質疑“聯共賣臺”的壓力，同意授權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協商談判并簽署協議，同意就堅持一中原則作出口頭表述，也表現出一定的政治勇氣和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誠意。整體而言，大陸從兩岸關系大局出發的大度表現更勝一籌，是確保兩岸兩會協商取得成果、汪辜會談能夠順利舉行的關鍵。兩岸問題的實質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因此，要結束敵對狀態走向和解合作乃至整合，雙方都要換位思考、相互體諒、追求雙贏，大陸尤其要“以大事小以仁”，掌握主動，如此才有助于打破僵局，增進互信，累積善意，開創新局。　

　　總之，首次汪辜會談留給我們的與其說是一個突破，不如說是創立了一個范式，即初步形成了兩岸和平互動所應遵循的規則；當這一會談過去二十年后人們驀然發現，這些規則如今已成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理論的組成部分，成為兩岸關系良性互動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楊立憲 全國臺灣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