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華澳報》12月3日刊載署名富權(quán)的文章分析游錫堃的兩岸政策。文章指出，游錫堃在民進黨內(nèi)是一個頗為矛盾的人物，這一點在他主張的兩岸政策上有充分體現(xiàn)，近日這種矛盾性再次顯現(xiàn)。一方面強調(diào)“臺獨”，一方面又說要與大陸交流。文章直言：他所說的“兩岸交流接觸”，只不過是建基于“臺灣中國，一邊一國”之下的接觸與交流，而非“憲法共識”或“九二共識”之下的接觸與交流。

　　全文摘編如下：

　　游錫堃在民進黨內(nèi)是一個頗為矛盾的人物。他在出任“行政院長”時，曾積極支持蔡英文推動的“小三通”，及修訂“兩岸關(guān)系條例”，推倒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但當(dāng)在出任民進黨主席后，不但是全力主導(dǎo)“獨”性比“臺灣前途決議文”還要強得多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而且還把主張兩岸交流的以“新潮流系”為主的民進黨內(nèi)精英打成“十一寇”，以實施“排藍民調(diào)”來將他們排除在民進黨“立委”候選人名單之外。而在蘇貞昌籌組“中國事務(wù)委員會”的過程中，也是堅持“正常國家論”，強烈反對民共交流，并斷然拒絕蘇貞昌關(guān)于出任“中國事務(wù)委員會”成員的邀請。

　　游錫堃的這種矛盾本性，昨日再次顯現(xiàn)。他率領(lǐng)“游系”人馬林佳龍、陳亭妃、林聰賢等前往馬尼拉出席菲律賓臺灣同鄉(xiāng)會活動，在會場接受記者訪問時，一邊說是“民進黨應(yīng)加強與中國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觸，增進大家都了解”，并聲稱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非常清楚，1999年黨員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即提到要跟大陸全方位對話，一邊卻又說是在接觸時必須維護臺灣利益，并呼吁旅菲鄉(xiāng)親反對“一中”，支持臺灣成為“正常國家”，并發(fā)揮影響力爭取菲律賓政府加強與臺灣合作。 

　　游錫堃的這番話，存在著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其一、一方面他聲稱民進黨兩岸政策，已在“臺灣前途決議文”中明確展示；另一方面，他卻又強調(diào)“正常國家論”；究竟哪一個才是他所主張的？這是因為，按照臺灣地區(qū)“后法優(yōu)于前法”的法理原則，“臺灣前途決議文”已被后來由他提出并主導(dǎo)的的“正常國家決議文”（盡管后來被陳水扁“折中調(diào)和”）所“凍結(jié)”，就像民進黨人常說的“臺灣前途決議文”已經(jīng)“凍結(jié)”了“臺獨黨綱”那樣。

　　其二、游錫堃一方面呼吁旅菲鄉(xiāng)親反對“一中”，支持臺灣成為“正常國家”；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民進黨應(yīng)加強與中國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觸，增進大家都了解”；游錫堃既然是堅持“反對一中”，又如何能進行兩岸交流接觸？

　　其實，游錫堃的“主張兩岸交流接觸”是假，仍然念念不忘“正常國家論”為真。只不過是他近來強烈反對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wù)委員會”的態(tài)度，受到黨內(nèi)外的猛烈批評，而不得不作出一些“修正”表示而已，但仍堅持是要在“一邊一國”的基調(diào)下進行；尤其是在華僑華人大多擁護“一個中國”、反對“臺獨”的菲律賓，即使是面對“臺僑”，也不敢過于放肆。

　　就從游錫堃不愿參加“中國事務(wù)委員會”的態(tài)度來看，雖然他的借口表面上與謝長廷一樣，都是自己身為民進黨的“中常委”，“中國事務(wù)委員會”的決議都得送到“中常會”討論，如果對決議有意見或是政策建議，還是可在“中常會”提出，因而讓主席有更多空間邀請優(yōu)秀人才參與，但實質(zhì)上的原因卻是與謝長廷并不一樣。謝長廷是有心要將“中國事務(wù)委員會”打造成為民共交流的平臺，以推動民進黨調(diào)整兩岸政策，爭取吸收更多的中間選票，以促成民進黨的再次上臺“執(zhí)政”。但蘇貞昌卻將“中國事務(wù)委員會”操弄成“清談神仙會”的幕僚機構(gòu)，并背棄諾言，不讓他出任“主委”，令他深感受挫受辱，而且不愿被困縛在“中國事務(wù)委員會”，要走自己的路。而游錫堃則不然，他是強烈反對“民共交流”的，也反對民進黨調(diào)整兩岸政策。雖然他不反對民進黨員到對岸進行接觸交流，但必須是在堅持“一邊一國論”的基線之下。因此，“中國事務(wù)委員會”雖然是已被蘇貞昌操弄成幕僚機構(gòu)，但既然是仍然不排除將會討論民共交流的議題，他就仍然不愿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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